要，重要的是看起来合理。
苏青找到我时，我二十五岁，刚从药学硕士毕业，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她给我看女儿的案卷，看那些敷衍的记录，看那些“合规”的死亡。她说：“小林，你学药，是为了救人，对吗？”
我点头。
“但有些人不值得救。”她说，“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好人的伤害。法律救不了该救的人，那我们自己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火焰——被至亲之死点燃，被系统冷漠助长，日夜燃烧，不灭不休。
我说：“好。”
从此，我成了“标本师”。用我的专业知识，制备“合理的意外”。苏青是“清道夫”，负责执行和善后。我们背后还有别人，一些在司法系统、医疗系统、甚至更高处的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信息、扫清障碍、确保“意外”永远是意外。
我们是“调律者”。为这个失律的世界，做一点微小的、暴力的校准。
雨更大了。我拉上窗帘，挡住外面湿冷的夜。
回到卧室，洗漱，换睡衣。躺在床上时，已经过了十二点。沈翊还没进来，书房灯还亮着。我侧躺着，看着床头柜上我们的结婚照。海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裙子，他穿着白衬衫，两人笑得像个傻子。
照片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标本瓶，里面是干燥的紫色花朵——颠茄，有毒，但适量可入药。沈翊一直以为那只是普通的装饰品。
他不知道，那是我的第一个“标本”用过的植物。
闭上眼睛，等待睡眠。雨声敲打窗户，像无数细小的鼓点。明天，我要去卫生中心上班，要配药，要接待病人，要微笑，要温柔。明天，我还要继续完善陈文涛的方案，收集数据，计算剂量，设计时间线。明天，沈翊会继续追查“幽灵”，在合法的框架内，寻找非法的真相。
而我们，会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床上。
他是光明里的检察官。
我是黑暗中的行刑者。
我们是夫妻。
雨下了整夜。天亮时，才渐渐停歇。晨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上投下一条苍白的线。新的一天开始了，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和未来的每一天一样。
直到其中一人，先抵达真相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