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万块怎么办？那十天的期限怎么办？母亲的逼迫怎么办？
无解。依然无解。
演讲结束了，会场响起礼貌的掌声。张艳红机械地跟着鼓掌，眼神空洞。灯光重新亮起，嘉宾们开始走动，下午的茶歇时间又到了。
她需要去协调茶歇的补充。她深吸一口气，调整表情，拿起对讲机，走向备餐区。
但每走一步，都感觉脚上戴着无形的镣铐，沉重得让她几乎迈不开腿。那十万块，就是镣铐，是枷锁，是她无法摆脱的、正在将她拖向深渊的重负。
四、微薄工资的无奈
下午四点，庆典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行业论坛。
嘉宾们重新入座，台上换了新的演讲者。话题转向更专业的领域，关于市场趋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那些术语，那些数据，那些宏大的叙述，在张艳红听来，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华丽，但与她无关。
她的世界，缩小到那些冰冷的数字：三千五，十万，十天，三百四十七块。
她想起在北方老家，那些关于“大城市”“大公司”的想象。在父母和乡亲们眼里，能进“大公司”坐办公室，就是“出息”，就是“有钱”，就是“好日子”。他们不知道，在大城市，“大公司”也分三六九等，而她，在最底层。他们不知道，三千五的月薪，在南城这个物价高昂的都市，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她每天过着怎样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如履薄冰的生活。
认知的鸿沟，像一道天堑，横亘在她和家乡之间。她在天堑这边，背负着真实的重担。家人在天堑那边，活在他们想象的、被“大公司”光环美化过的童话里。
“艳红啊，你在外头吃好的穿好的，坐办公室，吹空调，十万块对你来说不算啥。”
母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带着理所当然，带着不容置疑，也带着深深的、令人绝望的误解。
她想大声告诉母亲：妈，我没有吃好的穿好的。我每天吃的是最便宜的泡面和盒饭，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我也没有坐办公室享福，我每天挤公交地铁，加班到深夜，住八平米的出租屋，胃疼得睡不着觉。我的工资只有三千五，扣掉房租吃饭给家里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十万块，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是我十几年都攒不下的巨款。
但她知道，说了也没用。母亲不会信，或者不愿意信。因为相信了，就意味着要承认女儿的艰难，承认自己的索取是过分的，承认那个“有出息”的幻想是假的。母亲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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