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每个月都寄钱回去，爸的药费我也在出……”她试图辩解，但声音被母亲更大的哭声淹没。
“那点钱顶什么用！顶什么用！”母亲哭喊着，声音里充满了歇斯底里，“你哥是男孩！他要成家，要立业，要传宗接代！你一个女孩子，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你现在不帮你哥，以后你嫁人了，谁还记得你这个娘家？谁还会管你哥的死活？”
重男轻女的逻辑，在此刻赤裸裸地展现。在母亲的价值体系里，儿子是根本，是延续香火的希望。女儿是外人，是迟早要泼出去的水，女儿的一切资源，都应该理所当然地用来供养儿子。
张艳红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那种被物化、被工具化、被彻底否定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价值的恶心。在母亲眼里，她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自己人生、自己痛苦、自己梦想的女儿，而是一个为哥哥、为家庭服务的工具，一个可以无限索取的资源。
“妈，我也是你的女儿啊……”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微弱，颤抖，带着泣音。
“女儿？你现在还知道是我女儿？”母亲的声音充满讽刺，“是女儿，就该为家里着想，就该帮你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铁石心肠，见死不救！张艳红，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这十万你要是不拿出来，你就别再进这个家门！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又一次威胁。但这一次，张艳红听出了那威胁背后，真实的绝望和无力。母亲知道，除了断绝关系，她没有任何别的筹码可以逼迫这个远在南城、已经“翅膀硬了”的女儿。
可悲的是，这唯一的筹码，对张艳红来说，依然有致命的杀伤力。家，是她疲惫时唯一可以回去的港湾，是她在这个冷漠城市里，最后的情感寄托。失去它，她就真的成了无根的浮萍，飘到哪里，死在哪里，都没人在乎。
恐惧，再次攫住了她。但比恐惧更强烈的，是一种深沉的悲哀。为这个家，为母亲，也为她自己。
电话那头，传来了另一个声音，粗哑，不耐烦，是哥哥张耀祖：
“妈，你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啥？她不就是不想给吗？行啊，张艳红，你有种。以后家里有事，你别回来哭！爸要是死了，你也别回来送终！”
恶毒的诅咒，从亲哥哥嘴里说出来，像一把淬毒的刀子，狠狠扎进张艳红心里。她浑身颤抖，几乎握不住手机。这就是她为之付出、为之节衣缩食的家人？这就是她血缘至亲的哥哥？
“耀祖，你别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