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的三个月期限，不是缓冲，而是倒计时。在倒计时结束前，必须有一个了断。无论这个了断，有多么痛苦，多么决绝。
三天后，强强病情稳定，出院回家休养。张艳红没有再去那套房子。她给父亲张守业发了一条措辞严谨、近乎公事公办的短信：
“爸，妈，哥，嫂子：关于我们家目前的情况和后续安排，我认为需要一次正式、坦诚的沟通。时间定在本周六下午两点。地点是公司附近的上岛咖啡二楼包间。我会准时到。希望你们也能到场。有些事情，必须当面说清楚。”
她没有用“商量”，没有用“谈谈”，而是用了“沟通”和“说清楚”。地点选在了公共场所的包间，而非家里或公司，既避免了在家争吵的无所顾忌，也避免了在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是一次正式的、有预谋的、划定界限的“会议”。她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以“家人”的身份，坐在一起。尽管她心里清楚，坐下来的，可能早已不是家人，而是各自为营、利益冲突的双方。
周六下午，一点五十分。上岛咖啡二楼最里面的小包间，环境清幽，隔音尚可。张艳红提前十分钟到达，选择了背对门口、面向窗户的位置坐下。她点了一壶最普通的绿茶，茶水在透明的玻璃壶里缓缓舒展，升起袅袅白气。她双手交握放在膝上，指尖冰凉，目光落在窗外街道上熙攘的人流和车流，眼神却有些空洞。她在等待，等待一场早已知道结果的审判，或者，一场必须由她亲手执行的切割。
一点五十八分，门外传来略显嘈杂的脚步声和刻意压低的、熟悉的抱怨声（“来这种地方干嘛，死贵……”）。门被推开，张家人鱼贯而入。
张守业依旧穿着那身半旧的中山装，拄着木棍，率先走进来，浑浊的眼睛锐利地扫视了一圈包间环境，在张艳红脸上停留片刻，鼻腔里几不可闻地哼了一声，然后在张艳红对面的主位坐下，摆出了一家之主的架势。李桂兰紧随其后，今天特意穿了件压箱底的暗红色外套，脸上带着一种混合了戒备、不满和某种“兴师问罪”的亢奋表情，挨着张守业坐下，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张艳红身上扫来扫去。张建国脸色依旧阴沉，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夹克，闷声不响地在父母旁边坐下，目光不与张艳红接触。王美凤最后进来，手里牵着已经病愈但还有些蔫蔫的强强，她显得最不安，眼神躲闪，拉着强强在桌子最边缘坐下，下意识地将孩子往自己身后护了护。
一家五口，对张艳红一人。小小的包间，空气瞬间变得凝重而充满张力。服务员进来送上茶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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