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不欢而散、最终以冰冷协议和亲情撕裂收场的“家宴”过后，南城看似平静的夏日天空下，暗流开始以另一种更隐蔽、更阴毒的方式涌动。张建国一家，连同张守业老两口，搬进了韩丽梅提供的、位于城市边缘一个老旧小区里的临时住房。两室一厅，家具简陋，环境嘈杂，与他们想象中的“投奔妹妹过好日子”相去甚远，更与他们原先计划中要“帮”儿子在南城站稳脚跟、买房买车、让孙子上贵族学校的宏伟蓝图，有着天壤之别。巨大的落差，如同毒蛇的獠牙，日夜啃噬着他们的心，尤其是张建国和李桂兰。
屈辱感、失败感、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对张艳红、韩丽梅刻骨的怨恨，在这狭小、闷热、弥漫着陈旧气味的出租屋里，发酵、膨胀，最终演变成一种亟待发泄的恶毒。
他们不敢再去公司闹。韩丽梅那番关于“法律后果”、“坐牢”、“影响孙子”的话，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套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即使恨得牙痒痒，也不敢再采取过激的正面行动。那支闪着红光的录音笔，更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提醒他们，那个姓韩的女人，不好惹，她懂法，她手里的“证据”能把他们送进去。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硬的碰不过，就来软的、阴的。这是张建国在老家街头巷尾、牌桌酒局上学来的生存哲学，也是底层小人物在觉得受了“天大委屈”后，最常用、也往往最有效的报复手段——用唾沫星子淹死你，用谣言搞臭你。
“家宴”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出租屋里弥漫着廉价外卖饭菜的味道和闷热湿气。强强在里屋的小床上睡着了，王美凤在逼仄的卫生间里洗着一家五口换下的衣服，水声哗啦。客厅里，只有一盏昏暗的节能灯亮着，张守业闷头抽着最便宜的烟，烟雾缭绕，眉头紧锁。李桂兰则坐在一张掉漆的塑料凳上，手里攥着块皱巴巴的手帕，一边抹眼泪，一边压低声音，对着手机，用她那口浓重的家乡话，向电话那头的人哭诉。
“……是啊，他婶子，你是不知道哇！我们家艳红，她是彻底被那个姓韩的狐狸精给迷了心窍，灌了迷魂汤了啊！不认爹娘，不管兄弟，连她亲侄子都不管了啊！” 李桂兰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刻意压着，营造出一种“家丑不可外扬”却又“实在憋屈得不行”的委屈感，“我们大老远从老家过来，想着闺女在南城出息了，能拉她哥一把，一家人团团圆圆多好？可她倒好！见了面，没个好脸色，饭都没请我们吃一口像样的，就逼着我们签什么协议！说以后每个月就给三千五百块钱，多一分没有！她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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