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印有“丽梅时尚”logo的加厚快递文件袋，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被张艳红紧紧攥在手里，又像是捧着一枚即将引爆的炸弹，让她坐立难安，却又不敢松开。她就那样背靠着冰冷的公寓门板，蜷缩在昏暗的光线里，不知过了多久。腿脚早已麻木失去知觉，胃部的绞痛变成了一种持续的、空洞的抽痛，但她浑然不觉。脑子里嗡嗡作响，各种可怕的念头和画面走马灯似的旋转：冰冷的镣铐，阴森的牢房，同事们鄙夷的指指点点，韩丽梅最后那漠然的眼神，还有那份《追偿告知函》上触目惊心的数字——两千三百七十五万！后面可能还要加上“万”！
巨大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海水，一遍遍冲刷着她的理智堤坝。她需要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人在溺水时，本能地会想要抓住最近的东西。对张艳红而言，这“最近的东西”，就是她的家人。尽管正是这些“家人”，将她推入了这无底深渊，但在极度的恐慌和绝望中，血缘的纽带，或者说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家”的残存依赖和幻想，让她下意识地想要寻求一丝慰藉，或者，哪怕只是一点点理解，一点点共同承担恐惧的可能。
她甚至不敢去拆那个文件袋。仿佛不拆开，那些冰冷的判决和天价数字就还不算真正降临。但手中实实在在的重量，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现实的残酷。
她需要听到人的声音，哪怕是责骂，哪怕是哭泣，哪怕是……一起想想办法。对，想办法。也许……也许哥哥张建国有办法？他不是拿了二十万吗？他不是认识很多人吗？就算他没办法，至少……至少父母能给她一点安慰，告诉她“别怕，天塌下来有家里人”？
这个念头，在绝望的黑暗中，像一点微弱的萤火，诱惑着她。她挣扎着，用麻木的手，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手机。屏幕亮起，刺眼的光让她眯了眯眼。上面有好几个未接来电和未读信息，有来自不熟悉的号码，有来自以前同事的（但都是出事前的），还有几条垃圾短信。没有一条，来自她此刻最想联系的人。
她颤抖着手指，点开了通讯录，找到了那个被她备注为“哥”的号码。这个号码，在不久前，还曾是她噩梦的源头，是母亲哭求、哥哥威逼的通道。但现在，在更大的恐惧面前，那二十万的交易和被迫的背叛，似乎都变得可以“理解”了——毕竟，那是她亲哥，是妈的心头肉，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就应该在难时互相拉扯吗？她“帮”了他，现在她落难了，他是不是……是不是也该“帮”帮她？至少，他应该知道这件事闹得多大，应该和她一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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