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下，现在也能拿捏住她们”。张成贵起初还试图辩解几句，后来便彻底沉默，只是更佝偻了背，每天机械地做饭、熬药、打扫，忍受着无休止的责骂。
她试图联系女儿，但只有助理那个冷冰冰的办公电话。她对着电话哭诉、怒骂、以死相逼，接电话的助理永远用客气而疏离的语气重复着：“张总工作繁忙，您的问题我们会记录并按规定流程处理。关于医疗费用报销，请按之前发给您的指引操作。关于赡养费，已于每月5号按时支付。其他事项，不在协议范围内，抱歉无法处理。” 几次之后，连这个号码也常常处于“正在通话中”或无人接听状态。
她试图动用“舆论”武器，拖着病体，在还能走动时，去街坊邻居、旧日熟人那里哭诉，痛陈两个女儿的“不孝”和“冷酷”，抱怨她们“有钱了就忘了娘”、“不管兄弟死活”。起初，确实有一些不明就里的老人，跟着附和几句，感慨“世风日下”、“闺女靠不住”。但更多的人，在听说了她家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欠下巨债跑路、而张家姐妹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之后，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微妙起来。安慰是敷衍的，眼神里却藏着不易察觉的嘲讽和了然。甚至有从前与她交恶的邻居，背后嗤笑：“以前把儿子宠上天，把闺女当草，现在儿子烂泥扶不上墙，倒想起闺女来了？哪有那么好的事！”
更让王桂芬感到刺骨寒冷的是亲戚们态度的转变。以往那些对她颇多奉承、指望从她家（或者说从她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得点好处的亲戚，如今见她家道中落，儿子失踪，债主临门，女儿又明显“不管”，纷纷避之唯恐不及。打电话不接，上门拜访也总是“不在家”或“没空”。连她那个曾拍着胸脯保证“有事找舅”的娘家大舅，在试图通过张艳红给自家儿子安排工作碰了硬钉子后，也对她冷淡了许多，话里话外暗示她“不会教孩子”、“把和闺女的关系搞这么僵”。
王桂芬的哭诉、怒骂、指责，就像石子投入一潭深不见底、冰冷幽暗的湖水，除了最初几圈微弱的涟漪，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回声都未曾激起。她的固执，她的愤怒，她的那套陈旧逻辑，在这个飞速变化、崇尚实力、越发现实的世道里，已经彻底失去了听众和市场。人们或忙于自己的生活，或早已看透她家的本质，或忌惮于张家姐妹如今的地位和能量，无人再愿意、也无人在意去理会她那些充满偏执与怨气的言辞。
她就像一座被时代浪潮遗弃在沙滩上的孤岛，固执地守着那些早已风化的陈旧观念，对着虚空咆哮，却只能听到自己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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