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去以后，”古德里安说，“还是归林国伟协调。不需要执行高强度任务，不需要接触**险线人。你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完成学业，保持身份正常。”
他顿了顿：“这是公司的安排，也是我的建议。”
宋启明又点了点头。
登机广播响起来，法语，英语，然后是带口音的中文。宋启明把帆布袋挎上肩，准备走向安检口。
“齐。”古德里安叫住他。
宋启明回头。
这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站在冬日的天光里，金丝眼镜后的蓝眼睛难得地没有隐藏情绪。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活着回来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
这是卡特在扎黑丹医院说过的话。不知道古德里安从何处听来，或者，这本就是所有从战场上爬出来的人，迟早都会明白的事。
宋启明看着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转身，走向那条通往登机口的、漫长的通道。
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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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0日。
滨海市。
宋启明站在留学生宿舍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
冬日下午的光线稀薄，从光秃秃的梧桐枝干间筛下来，在水泥地面上铺开一片淡灰色的影。楼门口那棵他叫不出名字的常绿灌木还在，叶片蒙着薄薄的尘，和三个月前离开时一模一样。
他走了三个月。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
门卫大爷从值班室里探出头，眯着眼打量他，然后咧开嘴：“哎，是你啊！那个法国留学生！好久没见着你了！”
“回家处理点事。”宋启明说。他的声音在三个月的波斯语、德语、法语混杂后，重新切换回中文，有些生涩。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大爷挥挥手，“你们留学生也不容易，大过年的一个人在外面……”
宋启明微微颔首，推门走进楼道。
楼梯还是那截楼梯，扶手还是那种深绿色漆面，转角处的窗台上还摆着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步，两步，三层。
钥匙还在。他从帆布袋夹层里摸出那串三个月没碰过的钥匙，插入锁孔。
门开了。
房间里有一股密闭许久的、混着灰尘和轻微霉味的气息。窗帘拉着，光线很暗。他摸到墙边的开关，按下去。
日光灯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