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脆辞掉工作，回到法国。
嘿，我可不是索邦或者法兰西理工毕业的才子，我也没有一个当将军的爸爸。
在圭亚那，我每个月有210法郎的薪水能挣；但在巴黎，我只能赚150法郎。
不干活就没钱，没钱就不能喝酒，不能喝酒就得清醒地面对这个鬼地方——那还不如死了。
所以每天早上七点，我还是会爬起来，规规矩矩地穿上外套，步行二十分钟到殖民地政府的办公楼。
我们的办公楼是白色的，只有两层高，有像凡尔赛宫的廊柱，门口竖着旗杆，挂着三色旗。
设计的时候大概想弄出点法兰西的气派，但现在廊柱上早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告示，连原来的颜色都看不清楚了。
内容无非是“某囚犯逃脱，悬赏五十法郎”、“某商人欠债不还，拍卖货物抵债”之类的屁话。
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朝西。下午太阳一晒，整个房间就成了烤炉。冰块？别做梦了。
这里的冰要2个法郎1磅，够我喝上一晚上的酒。
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写报告。
船运报告、移民报告、囚犯统计报告、物资清点报告……什么都报告。反正只用坐在桌子前，用墨水把纸填满。
然后把报告交给上司，上司再交给他的上司，最后大概会被锁在某个柜子里，永远不会再被翻开。
没有人真的在乎这些报告。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殖民地的唯一意义就是关犯人。
至于那些数字、表格、统计，都是做给巴黎看的。巴黎想看什么，我们就写什么。】
“流放犯、原住民、腐败的官员……上帝，那是什么地方？”看着里“皮埃尔”喋喋不休的自述，她轻声发出疑问。
随后，皮埃尔接到任务，要去医院询问一个海难幸存者——一个印第安人少年。
少年会讲英语，所以英语最好的皮埃尔被派去了。
看到这里，阿比盖尔笑了——这个设定很巧妙。
如果少年只会土著语，故事就无法展开；如果他会法语，那就太巧合了。
英语——既合理，又能让美国读者感到亲切。
一路上，皮埃尔都在和搭档抱怨。搭档老杜邦是个老油条，只想退休回法国，对皮埃尔的抱怨宛若未闻。
两人在医院见到了少年，也知道了少年的名字叫做“Pi”。
这是父母给他的昵称，由于他还没有成年，也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