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宣布，“观察区、轻症区、隔离区，分区管理，严禁人员随意流动。本王已再次上奏天后，恳请加派医官、调运药材。在药材抵达前，广采本地可用之草药，如马齿苋、车前草、鱼腥草、金银花（忍冬）、大蒜等，按医官指导，煎煮服用，或捣碎外敷。设立‘护理队’，从康复者或确定未染病之健妇中招募，经简单培训，负责照料病患饮食起居、清洁消毒，给予口粮加倍。设立‘防疫宣讲队’，由识字的胥吏、僧道组成，每日巡行各队，宣讲防疫要则，解释隔离、清洁之必要，安抚人心！”
“第四，奖惩与共，连坐担保！ 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甲之内，互相监督，举报疫病、督促清洁。一甲之内，若半月内无新增病患，全甲嘉奖，口粮略有增加。若出现病患隐瞒不报，或违反防疫令，则全甲连坐，口粮减半，甲长受罚！同理，各队、各营，亦以此类推！防疫有功者，无论官民，重赏！防疫不力、玩忽职守、散播谣言、引发恐慌者，无论官民，重罚，直至斩首！”
连坐、担保、重赏重罚！这是将秦代的严苛法家手段，用在了防疫之上。在极度缺乏现代医疗技术和有效监管手段的古代，在个人卫生观念几乎为零的灾民群体中，这是最无奈、也可能最有效的方法——用集体利益捆绑和个人利害威慑，强行推行卫生习惯，建立初步的防疫网络。
高台下一片死寂。李瑾的话，如同冰冷的铁律，一条条砸下来，将之前尚存的一丝温情和侥幸砸得粉碎。人们终于彻底明白，这位年轻王爷，是要用最严酷的军法，来打这场对抗无形瘟疫的战争。亲情、习惯、乃至对“不洁”的粗疏认知，都必须为“活下去”这个最原始、最强烈的欲望让路。
“现在，” 李瑾目光如电，扫过台下神色各异的众人，“同意此令，愿遵守者，留下，各归本队，立刻执行！不同意者，现在即可离开营地，自寻生路，朝廷绝不留难！但若留下，又阳奉阴违，触犯禁令——勿谓言之不预！”
沉默。漫长的沉默。只有秋风卷过废墟的呜咽，和远处隔离区隐约的**。离开？离开这至少有粥喝、有棚住、或许还有一丝渺茫希望的地方，去外面那片洪水未退、饿殍遍野、盗匪可能横行的荒野？那几乎是十死无生。
终于，一个满脸皱纹、眼神浑浊的老农，佝偻着身子，率先跪了下来，声音沙哑：“小老儿……愿遵王爷号令。我们队，这就去挖茅坑，烧开水。” 他身后，同队的几十个人，面面相觑，也陆续跪倒。
仿佛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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