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实验，他们的方法（观察-假设-验证）和部分结论，通过《梦溪笔谈》等著作流传出去，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江南，一些有见识的士绅开始将算学、地理知识应用于田亩丈量、水利规划和海外贸易风险评估。在长安，太学的年轻学子中，悄然分成了“守经”与“通变”两派，经常在宿舍、茶馆中激烈辩论。
武则天和李瑾站在高高的宫墙之内，透过各种渠道传来的报告，密切关注着这场思想领域的“春秋战国”。他们既欣喜于这种活力带来的潜在益处——打破世家对文化的垄断，发现实用人才，为改革营造舆论，也警惕着其中蕴含的风险——对权威的挑战、对秩序的冲击、以及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的煽动性言论。
一次御前奏对中，狄仁杰不无忧虑地提到：“陛下，太子殿下，如今市面文章，固多有益世道、启迪民智者，然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乃至暗藏机锋者，亦复不少。长此以往，臣恐民心不一，是非淆乱。尤其新学之中，颇有重器物、轻义理，甚至隐含‘天道渺茫，人事可为’之论，于教化根基，恐有动摇。”
李瑾沉吟道：“狄相所虑甚是。然，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思想如流水，堵之则溃，反酿大患。今有《出版法》为堤防，有审议会为闸口，更有官报、正学为引导。只要堤防稳固，闸口调控得当，主流浩荡，些许支流波澜，乃至沉渣泛起，不足为惧。况且，新学重实，于国于民，未必无利。关键在于引导与掌控。朝廷当因势利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譬如此次科考，儿臣意，可在明经、进士科之外，特设‘明算’、‘明法’、‘明工’等专科，选拔精通算学、律法、工巧之实用人才，授以官职。如此，既可收揽新学之才为国所用，亦可引导士子风向，不至尽趋虚谈。”
武则天微微颔首，目光深远：“太子所言，老成谋国。思想之野，既已开垦，便不可再任其荒芜，亦不可任其疯长。当以正学为嘉禾，勤加浇灌；以律法为耒耜，芟除莠草；以利禄为渠水，引之入漕。 新设专科之事，可着礼部详议。至于那些暗流涌动……且看《出版法》之堤，能经几番风浪。眼下，更紧要之事，即将到来。”
她的目光，投向了案头另一份厚厚的奏章，那是关于全国田亩清查和赋税改革的初步方案。思想的爆发，为变革提供了智识储备和舆论准备，但也松动了旧秩序的土壤。接下来，当改革之刃真正挥向土地、税收这些帝国最根本的肌体时，所激起的反弹，将远比几本“离经叛道”的书、几场茶馆里的辩论，要猛烈和残酷得多。思想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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