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版权……”狄仁杰咀嚼着这两个新词，眼中露出深思之色，“名称倒是贴切。然具体操作，仍需详议。譬如，如何鉴别是否真为‘创新’？寻常工匠稍作改动，是否也算？若两人各自独立做出相似改良，又当如何？版权的年限定为多久为宜？如何防止书坊借保护之名，行垄断典籍传播之实？”
文学馆内，关于“专利”与“版权”的讨论，比之当初“平等律”和“商法”的争议，更为新奇，也更为激烈。反对之声主要来自秉持传统观念的学者。
一位老博士痛心疾首：“荒唐！荒唐！百工之术，乃圣人所传，为的是利济万民。岂有设为私密，专享其利之理？此乃与天争功，与民争利之极致！若依此法，鲁班再生，是否也要向天下木匠收取斧凿之资？蔡伦再世，是否也要垄断造纸之利？技艺应该广传天下，惠泽苍生，方是正道！设此‘专利’，是驱使人藏私，阻碍技艺流传，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位负责典籍校勘的官员也忧心忡忡：“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著书立说，本为教化人心，传承文明。若立‘版权’，他人不得翻刻，则穷乡僻壤、寒门学子，如何得窥佳作？学问之道，贵在交流传播，岂可设篱笆以自固？此非鼓励学问，实乃禁锢思想也！长此以往，文脉壅塞，岂是盛世之象？”
支持者则从实际效用和激励角度反驳。
裴谈再次从实务出发：“诸公所言，乃理想之境。然现实是，若无利可图，鲁大之辈不会费心改良筒车，或许至今百姓仍用着费时费力的旧器。若无利可图，书坊不会冒险刊印冷门但有价值的典籍，许多学问或已湮没。保护其一定期限之利，正是为了最终能更广、更好地流传。譬如农人种树，需待其成材，方可伐用。未成材时便任人砍伐，则无人愿种树矣。”
一位来自将作监的年轻官员提供了技术支持：“至于如何鉴别‘创新’，下官以为，可设专门机构或人员，比照旧有器物图样、典籍版本，核查其是否确有‘新奇有益’之处。此非不能为。我监中便有存档历代器物图样，可作比照。”
苏味道则从“名”与“实”的角度调和：“或可不必直接称‘专利’、‘版权’，以免刺激过甚。可仿‘市券’之例，称之为‘新器凭照’、‘首刻文书’。授予‘凭照’、‘文书’者，在一定年限内专营、专印之权，期满则凭照、文书失效，其法式、版样公开。如此，既存激励之实，又避藏私之名。”
争论持续了数月。李瑾和狄仁杰不得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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