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之权。”
“其三，内阁成员，自当由陛下乾纲独断，从现任宰相及德高望重、才具出众之部院重臣中简拔。其去留升降，一出于上。并可定下规矩，如阁臣任期、轮值、议事事程、决策记录等，使其运行有章可循，有迹可查，防止专权。”
“其四，” 狄仁杰加重了语气，“此内阁之设，核心在于‘集体议事，分工负责’。重大决策，需经阁议多数通过，记录在案，共同署名。如此，可防个人专断，亦可使决策更为审慎。若决策有误，亦非一人之责，而是内阁集体之过。此于国于臣，皆为保全之道。”
他试图将“内阁”描绘成一个高级的、制度化的“顾问班子”和“协调机构”，强调其“佐治”、“统筹”、“集议”功能，淡化其“分权”色彩，并强调皇帝对内阁成员的绝对控制权和最终决策权。
然而，反对者并未被完全说服。那位谏议大夫冷笑道：“狄相所言，看似周全。然请问，若内阁‘集议’之后，形成决议报于陛下，陛下是准，还是不准？若准，则内阁之议即成国策，其权岂小？若常不准，则内阁形同虚设，设立何益？此中分寸，如何把握？再者，若遇陛下与内阁意见相左，又当如何？是陛下屈从内阁之议，还是内阁遵从陛下之意？若陛下乾纲独断，否决内阁之议，则内阁权威何在？日后还有何议政之必要？”
这是最核心的矛盾：在皇权至上的前提下，任何常设的、拥有决策建议权的机构，其权威都来自于皇帝的认可和让渡。皇帝愿意让渡多少，这个机构就能有多大权力；皇帝一旦收回，这个机构就可能沦为摆设。李瑾和狄仁杰希望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将这种“让渡”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下来，形成惯例甚至“祖制”，从而对后世君主形成约束。但这在本质上，依然是试图用“制度”来约束“皇权”，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制度设计本身的精巧、皇帝个人的意愿，以及后世君臣之间的博弈。
争论从清晨持续到深夜。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有人以周公有“吐哺”之劳、汉有丞相“总领百官”为例，说明贤相辅政之重要；有人则以西汉霍光、东汉梁冀等权臣为例，警示相权过重之祸。有人强调效率与稳定，有人则更看重制衡与安全。
宋璟和张柬之是内阁构想的重要支持者，他们从李瑾的理念出发，认为这是防止后世昏君庸主乱政、保持政策连续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但他们也意识到，在当前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下，一步到位设计一个拥有实权的内阁是不现实的。他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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