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印章卡住过多少想浑水摸鱼的人——军需处的、被服厂的、铁路局的，还有后来的投资公司。每一个章盖下去，就是一辈子的信誉。”
张明远接过印章，翻过来看章面。字迹模糊，但还能看出“东北军需采购评审小组”几个字。
“奶奶是管军需出身的，这我知道。可我不明白——她怎么能从管绷带棉花磺胺，转到管股票债券黄金？军需和金融，看着完全不搭界。”
闾珣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墙上那张帅府老照片上——张作霖叼着雪茄坐在正厅太师椅上，闾珣趴在他膝盖上，小手攥着毛笔，纸上歪歪扭扭写了一个“品”字。他看了很久，然后开口。
“你奶奶以前说过一句话——账本上的数字是死的，数字后面的人是活的。她在帅府查账的时候，面对的是账房先生和管事；在秦皇岛仓库验货的时候，面对的是搬运工和报关员；在华尔街签合同的时候，面对的是银行家和律师。账本换了，账本后面的人没换。人的贪心、人的恐惧、人想藏窟窿的本能——这些东西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也不分行业。她从东北走到纽约，走了大半个地球，用了一辈子，最后发现不管走到哪里，人性是一样的。所以你问她为什么能从军需转到金融——因为她从来没有转过行。她一直在验人。”
张明远沉默了一会儿。“那她为什么把基金会章程第一条定为‘只资助教育，不问其他’？”
“因为教育改变的是人。铁路被关东军占了，仓库被改成冷库了，帅府变成陈列馆了。但她在榆树资助的那些孩子——他们长大了当老师、当医生、当工程师，他们再教下一代学生。这些人是不会被任何人占的。她说基金会不属于她，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它属于每一个在算盘上练字的孩子。这句话你记牢了——以后等你接手，这句话就是你的底线。”
张明远点了点头，父子俩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谁都没有说话。窗外纽约的秋雨还在下，打在窗玻璃上，沙沙的声响像算盘骨珠在档位上磕。那枚评审小组的旧印章静静地躺在桌上，章面上的字迹模糊，边缘的豁口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