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夏天，闾珣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个通宵。
桌上摊着墨西哥湾深海油田的勘探报告，厚厚三沓，从地质构造到开采成本到预期储量，每一页他都翻过不止一遍。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从黄昏跑到深夜，又从深夜跑到黎明，他手里的铅笔在一张一张图表上画满了圈。
第一缕晨光照进来的时候，他放下铅笔，把最后核算过的数字抄在投资建议书的扉页上——预期内部收益率远超公司过去五年所有项目的平均水平。他在收益率旁边打了个勾，然后翻到建议书最后一页，在风控条款那一栏里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自有资金占比上限不超过净资产三成。
这是他跟母亲学了二十年的规矩。仓位上限就是底线，底线不能破。他写完这行字，把钢笔帽拧好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墨西哥湾深海油田的消息从去年就开始在华尔街流传。几家大投行都派了分析师去休斯顿实地调研，带回来的结论两极分化——有人说新探区的储量被严重低估，有人说深海开采的技术瓶颈还没突破，成本算不过来。
闾珣没有派分析师去休斯顿。他亲自飞了三趟，第一趟看钻井平台，第二趟查管道线路，第三趟蹲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货运码头跟调度员聊了整整两个下午——用的还是母亲当年教他的老办法。
他坐在调度室的塑料椅上，把码头过去十八个月的泊位记录和管道配件到货清单逐页翻完。调度员是个在墨西哥湾干了二十年的老码头，给他倒了杯咖啡，在旁边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
“闾先生，我在这儿干了二十年，来调研的人见多了。记者来只问一件事——油价涨不涨。投行的人来也只问一件事——储量有多大。你是第一个问我管道配件到货量涨不涨的。”
闾珣从清单上抬起头。
“那它涨了吗？”
“翻了两倍。”调度员灌了一口咖啡，“但没人问过，你是头一个。”
他发现码头上的管道配件到货量在过去半年翻了两倍。油田还没投产，管道配件先涨了——这意味着运营商在提前备料，储量的底牌比外界知道的要大。回纽约的飞机上他把码头上记的那几张纸摊在膝头重新看了一遍，旁边座位的人以为他是哪个石油公司的工程师，他也没有解释。
他回到纽约后把过去三年墨西哥湾所有深海探区的报告找出来，一份一份对。有些数据是第一手勘探报告，有些是供应商的侧面印证，他把每一份都按母亲留下的编号归档——用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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