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南方的广东更是站在了浪潮的前沿。1990年的广东，早已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市场经济的嫩芽在这片土地上疯狂生长，“南下淘金”成为无数内陆年轻人心中最热切的向往。那时的广东，到处都透着一股破土而出的躁动与生机，也藏着底层谋生的艰辛与不易——边境口岸的货车日夜不息，载着廉价的小商品与满怀希望的打工人；新兴的工业区刚刚起步，厂房多是临时搭建的铁皮房，机器轰鸣声不分昼夜；街头巷尾挤满了操着各地方言的外地人，他们背着破旧的行囊，眼神里满是迷茫与憧憬，像一群追逐光的候鸟，一头扎进这片陌生的土地。没有完善的务工体系，没有规范的用工制度，暂住证是打工人的“护身符”，没有它，便如同无籍之徒，随时可能被联防队查验、遣返；工厂的工资普遍偏低，加班是常态，食宿条件简陋，却依然挡不住一波又一波年轻人从湖南、四川、河南等地涌来，只为能挣一口饱饭，为家里减轻负担，为自己拼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2年的春天，我也背着简单的行囊，跟着同村的老乡，挤上了南下广东的绿皮火车。火车里拥挤不堪，汗味、烟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老乡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到了广东好好干，咱农村娃没啥本事，就靠一身力气，总能混出个人样来！”我攥着母亲塞给我的十块钱，用力点头，心里又慌又盼——慌的是前路未卜，盼的是能早日挣到钱，让父母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便是我最初最简单的心理，带着几分青涩的莽撞，一头扎进了千万南下打工人的洪流里。
19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暖融融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樟木头汽车站的每一个角落，驱散了残留的一丝凉意。相较于1990年我初来时的荒芜与混乱，此时的樟木头已经热闹了许多，水泥路取代了当初的土路，沿街的商铺多了起来，只是空气中依然混杂着尘土、汗水与廉价香烟的味道，那是属于打工人的味道，熟悉又陌生。
我站在樟木头汽车站的出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绿色帆布包，包上还打着两个补丁，那是母亲用旧衣服缝补的，指尖摩挲着补丁，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又生出几分酸涩——出来三年，我还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这补丁就像我未完成的诺言，沉甸甸压在心头。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地址，那是老乡给我介绍的新出租屋，比之前住的铁皮房稍微宽敞一点。阳光很好，刺眼却不灼热，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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