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太多资源，这些高居庙堂上的官员们却只能做一些辅佐事宜，难以掌握更多权力罢了。
于志宁摇头道：“再多的收益，也比不上这种好战之心泛滥所造成的危害，刘尚书也说‘居安思危’，此正是吾辈朝乾夕惕、夜不安枕之原因。”
朝中文官对于这些年军队四处征伐、海陆并举之激进政策早已怨声载道，如今借由鸿胪寺之事，彻底爆发出来。
裴怀节将矛头直指低头喝水的房俊：“不知太尉有何见教？”
对于如今对外扩张的始作俑者，早已压过李勣成为军方第一人的房俊才是整个军队的核心。
安西军也好，水师也罢，这些年一直发动对外战争的军队皆为房俊之麾下，某种程度上来说，房俊便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战争狂人”……
房俊放下茶杯，颔首道：“侍中与燕国公之言，确有道理。”
裴怀节精神一振：“太尉之意，也同意停战止戈、不再对外发动战争？”
房俊叹一口气，道：“谁又愿意打仗呢？每逢战阵，总有大唐兵卒伤残阵亡，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华夏子弟，我又岂能没有恻隐之心？没有人愿意打仗！”
“但是！”
他话锋一转，续道：“倘若裁撤军队、消弭战事，就意味着海上航线、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威胁，每年因此减少的贸易额有可能达到数千万贯乃至于一万万贯以上。此前所开辟之战线必须全部后退，致使诸多战略重地直接暴露于强敌兵锋之下，再无缓冲……由此而引发之种种后果，是由侍中来承担吗？”
“兵”与“政”，从来都不是相辅相成，而是截然对立。
因为其中一方之强盛必然导致另外一方之萎靡，随之而来的便是资源、权力、甚至话语权之减弱，所以古往今来极少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能够使得“军政”达成平衡。
然而时至今日，希望将全部国力致力于国内治理的“政”，却早已无力阻止不断向外拓展的“兵”。
原因自然是在大唐军队强横不可一世、战无不胜的局势之下所取得之利益。
任何一种资源积累之方式，都不可能比掠夺来得更快。
后世那个威凌寰宇的超级大国都陷入掠夺之深渊不可自拔，更遑论现在？
刘仁轨接口道：“况且大唐虽强，但周边各国哪一个不想扑上来咬一口？以前是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高丽——太宗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打他们是‘好战’吗？如今的大食、拂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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