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游历，也是两人日后分歧的开始。
程廷祚看到的松江府，是万物竟发、人皆谈实、农工商百家之学各放异彩，各有用处。人之欲，人伦日用、饮食男女、趋利避害、乐生恶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只能顺势用之，加以节制即可。但如一人饿的久了，在其猛吃的时候，说节制是无意义的……所见之处，一片勃勃生机。
而吴敬梓看到的松江府，是人皆求利、狂躁不安、以钱为尊、以利为上、铜臭之气尽掩道德。投机倒把、囤货居奇，以不劳而获食其股息为荣，各色人等行色匆匆，皆为钱而往来。为争家产、股权，衙门官司判断终日不绝；众人所论之事，或今日豆价期货如何、或昨日贸易得息几许……所闻之处，尽是群魔乱舞。
两个都已经四十多岁的人，自此产生了不同的想法。
程廷祚想要从头开始，从新学学堂开始，学习那些新学学问，通晓地理天文算数几何物理化学，知天下之大道，而融周公孔孟之学，兴泛爱之世。
吴敬梓则想要写一本《商贾外史》，尽刺讽新时代的诸多魔幻。
如果说，这只是两人分歧的开端，那么最多算是眼中所见之物的区别。真正让两人走向绝交的，则是“大义”、“小义”之争，也就是所谓的“道相同？道不同？”
起因恰正是盐政改革。
两个人都支持改革，但在盐商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分歧。
吴敬梓说，当年自己穷困的时候，盐商二话没说，就给了二百两银子，不等自己开口，免得自己难堪。
再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亲族争夺家产、破败之后受尽白眼、被亲戚躲着。对比一下盐商的态度，当真是感慨万千。
春秋之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以士待我，我必以士报之！
当时赶的也巧，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刘钰就劝史世用说，回来后找个枪手，将他在日本的一些见闻写成故事书，也好叫天下人知东洋故事。
免得写个《说岳全传》，那些外国，整个儿一中原批了层古怪名字的皮，金兀术简直快成儒将了。或者写个南洋，那南洋诸国，完全看不出和中原有任何区别。
因着史世用的书，再一个就是日本儒生和大顺儒生的交流，程朱理学和古儒学派的争端，种种。
这里面，就因一件旧事，引发了诸多讨论，
那件旧事，就是“赤穗事件”。
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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