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乡学、县学，复读期过了仍旧不能进学的，则可以学习一些别的专业技能，学医、学制造、学技艺、学制器等等。
应该说，想法是不错的。
这也是当初大顺科举改革出了问题之后，颜李学派建议全面复学校教育而取消科举的建议不被朝廷认可的原因。
想法是好的。
但是，朝廷没钱。
这么搞，这得多少钱？
在全国铺开乡学八岁入学制、十三岁县学选拔制、十二科分专业制，当朝廷手里有金山吗？
财政税收制度在这摆着，基层控制力就这么个现实，土地掌握在乡绅手里，税收压根收不上来多少钱，打几仗、治治水、赈赈灾，国库就见底了，哪有钱搞这样的学校教育？
颜李学派倒不是空想，当初大顺科举改革的时候，他们就说过。没钱，土改啊。
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这也是他们学派和刘钰不对付，两边互相嘲讽，但却又关系尚可有时候又互相称赞的原因。
因为刘钰搞得那一套新学，基本就是这么个类似的体制。
只不过，专业和他们的十二科专业不一样。
但是，八岁入学，小学选拔进初中、初中选拔进专业学校或者科学院的整体思路，倒是基本一致的。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刘钰搞得新学体系，也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他们学派是反对那种“静坐参悟”式的儒生的，学派的精髓就是“动”。
颜元举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说好比一种菜，你看书描述它什么味儿，不如亲口尝尝；好比学音乐，你天天捧着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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