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改革，其实逼疯了很多人。
孟松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他不是刘钰一直在等待的、期待的锐气的、热情的、浪漫的、冲动的、改变世界的青年。
甚至他们这一整代人，都不是。
更不要说他们的上一代。
这不是他们这代人的使命。
他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迷茫、痛苦、扭曲中，为大顺王朝的墓穴，挖下最后一抔土。然后做一个样板，告诉天下人，“牧民”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最后的理想主义牧民者，只能去原始地区干点啥。
正如他们上代人的使命，是传承明末的恐怖记忆，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最后一批对那个黑暗时代还有深刻印象的儒生。
最后一批对那个差点神州陆沉的时代印象深刻的儒生，对此时的大顺而言，意义在于“我们愿意为避免那种黑暗再现，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代价可以被讨论的时候，主动的变革才有可能。
他们的上一代人，和上上代人，给出了答案：我们为避免那种黑暗再临，宁可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
浸润宋儒数百年的读书人，被神州陆沉的绝望感逼着承认三代之治是王霸并用……这是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代价。
沉重到，这个代价的等价物，可以是十二亿亩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是几千万人口、可以是天下的六十万生员、甚至可以是科举制度。
在那个时代，儒生对王安石的态度，就能见端倪。
混乱时代，反对王安石的，都不是在说王安石，而是在用影射学，影射王阳明——以一人而易天下之学，于是天下崩溃，北宋亡大明亡，主要是反对王安石搞一家学问，用荆公新学改变天下思想。
混乱时代，支持王安石的，也都不辩经说王安石其实是王道，而是带着王安石用申商之术压根不是王道的默认，直言我们宁可选申商之术易天下之学、宁可全天下都用荆公新学的教材统一思想，也不想现在这样。
换句话说，上代儒生中的激进派，宁可放弃王道、也几乎等同于儒生放弃儒学作为可以接受的代价。
到孟松麓这一代，即便他们是经过言传身教仍旧对明末危亡留有最深重的记忆，可终究那一切已经过去太久了。
曾经在国破族亡危机之下紧密团结的各派，在大顺上升期，分裂了。
或者说，分裂的还不够彻底，王道派还有霸道派的残留、霸道派也有王道派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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