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基本的开始，了解中国的烧伤医疗现状，了解贫困患者面临的困境，了解一个基金真正能帮助什么。
兰主任在会议室里向她展示数据：“中国的烧伤发病率，每年约有上千万人次，其中严重烧伤需要手术干预的约五十万。但整形外科资源高度集中，像三博这样的顶尖科室，每年只能接收三千例左右。更多的患者，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有关治疗费用呢？”卡洛塔问。
“严重烧伤的治疗，从急救到康复，平均费用在二十到五十万人民币。对于普通家庭，这是毁灭性的。很多患者家属在治疗中途放弃，不是因为希望渺茫，是因为无力承担。”
卡洛塔记录着，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根针，刺入她曾经历过的恐惧。她想起自己的火灾，想起父亲毫不犹豫地说“用最好的医生，不管费用”，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
“我能做什么被？”她问。
兰主任看着她，这个年轻的意大利贵族，有着与她的身份不符的谦逊和决心：“您可以帮我们筛选患者，三博每年接收的病例中，约有百分之三十符合'功能性重建'标准，但无力支付费用，我们可以提供技术，但需要基金来覆盖他们的材料费、住院费、康复费，以及治疗期间的必要生活费。“
“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优先儿童，优先功能性障碍影响生存质量的，优先有明确康复意愿和能力的。”兰主任顿了顿。
卡洛塔点点头。
基金会的成立比预期的复杂。中国的慈善法规、外汇管理、医疗机构合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耐心和细致。卡洛塔在酒店长住，每天步行去三博医院，晚上回到酒店处理邮件和文件。她学会了使用中国的办公软件，学会了与不同部门沟通，甚至掌握了基础的中文日常用语。
“你不必亲自做这些，”奥古斯都通过视频说，“我们可以聘请专业的慈善管理团队。”
“不，父亲，”卡洛塔摇头，“我必须亲自做，每一个我帮助的人，我必须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烧伤是怎么发生的，是否真的需要帮助。否则，这只是巴尔贝里尼家族的公关项目，不是卡洛塔的承诺。”
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慈善基金启动初始阶段，每一个基金资助的患者，她必须亲自见面；每一台重大手术，她必须在场，不是作为旁观者，是作为精神支持者；每一个康复出院的患者，她必须送别。
第一个患者是一个六岁的男孩，来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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