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特把那组照片和M21的切片照片并排放在屏幕上。
“这不是交叉反应。这是双皮质素的阳性信号。他们用的抗体虽然不是为了标记双皮质素，但发生了交叉反应，恰恰是因为样本里双皮质素的浓度足够高，高到能被这个抗体非特异性地捕捉到。”
弗里茨在动物房记录里找到了更早的线索。一只编号为M29的猴子，术后第十六周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后肢运动”，当时的记录写着：“M29在笼内移动时，后肢出现非典型的姿势调整。可能为代偿行为，建议观察。”观察了四周，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条记录就沉底了。弗里茨把那段行为学录像翻了出来，一帧一帧地放。不是代偿行为。那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后肢伸展，虽然短暂，虽然不完整，但和代偿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五个人已经积累了超过三十条“被遗漏的发现”。每一条都曾经出现在原始数据中，每一条都被标注为“异常”“非特异性”“建议排除”，每一条都被归档、封存、遗忘。
曼因斯坦盯着汇总表格看了很久。
韦伯的团队不差。恰恰相反，他们非常严谨。每一项实验都有完整的过程记录，每一个异常值都被认真标注了，每一条“建议排除”的背后都有一段详实的分析和讨论。问题不在于他们不认真，问题在于他们太认真了，认真地遵守了所有的实验规范，认真地识别出了所有的异常信号，认真地分析了所有可能的干扰因素，然后认真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信号不是真的。
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因为你学到的知识告诉你，脊髓损伤后不会自发产生神经修复，所以当你看到了类似修复的信号，正确答案就是“这不是修复”。
这就是“视而不见”的真实含义。不是眼睛看不见，是大脑不允许你看见。认出一个现象，不仅仅需要看到它，还需要知道它可能是什么。就像M21的那些切片，在弗里茨重新染色之前曼因斯坦翻来覆去地看过很多遍，看到的只是“不正常的细胞”，形态很奇怪、分布很奇怪、数量很奇怪，但也就是“不正常的细胞”。直到双皮质素的染色结果出来，那些“不正常的细胞”才变成了“正在迁移的神经前体细胞”。现象没有变，变的是观察者的认知。
周五下午，曼因斯坦把所有的发现汇总成了一份报告，发给了韦伯。报告没有标题，第一页只有一行字：“韦伯教授，您的数据里一直有答案，我们只是帮您读出来了。”
韦伯的回复在晚上到达：“曼因斯坦，我以前说你走得太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