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都遭到贬斥。
当然，那些甘为犬马，直接参与其中的，就不只是降职免官这么简单了。就是在上层权贵，也有好些人，受到警告及惩治，罚俸、免官、杀头乃至夺爵。
太宗虽然以仁德知名，但只是因为他重规矩，一旦越了线，他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这是综雍熙一朝，为数不多的「严刑峻法」，也正因有这样榜样在前，其他躁动的权贵、飘忽的商贾，方才警醒起来，不敢过于肆意妄为。
六十余年前的南北棉布大战，意义重大，是关乎棉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洗牌，好些原本声名在外的大商贾倒下了，当然，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紧跟着便有新人重新崛起，利益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认人。
而那次大战，不管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事实上都是北方占尽优势的。毕竟，中原、河北，乃是帝国棉产业真正崛起壮大的地方，底蕴更丰富，规模更大，资源更多，同时，又有朝廷之中一大批掌权者的支持，政治上的优势更大。
因此，最终南方棉商在北方辛苦经营的产业与渠道，付诸流水。那之后，「南人不敢北上」，只能用心耕耘南方市场，夯实根基，顺带着开拓海外。
一蛰伏，就是十多年，然后才敢再重提北上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激烈的斗争始终存在，只不过像雍熙朝那次那般剧烈，再也没有过。
而六十多年过去的当下，三代人都成长起来了，棉产业的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上的歧视已经基本消除，庶族官僚的彻底崛起，文官政治的展开，权贵阶级的合流，东南经济的崛起、政治地位的抬升，使得帝国政治不断趋于平衡与保守，再没有一风彻底压倒另一风的局面。
这，对南方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是一个不断利好的过程。
而从棉产业本身来说，正统二十一年的棉产业规模，比之雍熙时代，壮大了十倍也不止，仅仅从事棉纺织的人口，便超过一百万人，就遑论参与到种植、运输、销售等诸环节的了。
仅上海市，便有十几万的棉纺织从业者，其中大的有职厂（官方纺织场），有官督商办，有民办大厂，以及规模不等的民间作坊，还有更多兼职的小市民家庭，共同催生了上海棉纺织业的繁荣。
而上海市，从建市伊始，便是始终是帝国南方棉纺织、贸易中心，七十年后，这个地位非但没动摇，反而益加稳固。
不只是周遭的苏、秀二州，整个江南道，乃至江西、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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