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向其请教，贡使一一作答，胡登洲获益匪浅。
客居北京时，胡登洲从国学名士王阳明学生李纨学习经史子集各部之书，对于性理之学，独有心得。他哂笑宋儒，说其言论不过是个“泥美人”而已。一日购得《毋噶麻忒》一部，胡登洲又师从阿拉伯国家贡使学习这部经典。
这位贡使对胡登洲很有好感，向其尽传中国所无之经典。胡登洲由是学问大进。回到故乡后，胡登洲设馆开学，收徒约百余人。正德二十年后，包括哈萨克汗国，塔吉克汗国以及七河地区并入大明，这些草原的部落很大一部分是真主教信徒。
对于宗教信仰，当时执政的高拱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策，尤其是针对邪恶的极端宗教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打压。于是，在大明的回教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和困难境地。面对这种困境，回族中的有识之士，从不同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以胡登洲为首倡兴、开创的经堂教育，振兴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衰落局面，使回族教育逐渐在民众中得以普及和提高，阿拉伯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这一教育制度的确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回族主体社会对大明帝国的向心力、凝聚力，保持和加强了回族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特征。另一方面，精通或熟悉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知识分子，在相对稳定的教义教法范围内开展“以回附儒”或“以儒释回”的理论探讨和研究，采取用儒家学说的概念、语汇来诠释真主教教义。胡登洲的行为得到了大明老齐王朱厚炜的充分肯定。
1580年的时候，年过八十的朱厚炜还专程在长安大明宫接见了以胡登洲为代表的回教领导人，和他们亲切交谈。给予了这些支持真主教中国化的学者鼓励和支持，朝廷也拨出专款予以扶持。
齐王朱厚炜这样做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大明朝廷提倡真主教应该完全的中国化。朱厚炜在这次会面中指出：在大明帝国所信仰的真主教必须融入中国文化，朝廷要求回教徒在坚持真主教基本信条和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学习和借鉴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成分的。
在中国，朝廷是包容的，我们允许老百姓的信仰自由，但这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根本原则性的。真主教的教育和中东地区以及奥斯曼帝国所信仰的真主敌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国家意识更强。作为大明帝国的子民，任何人的信仰可以无国界，但作为单一的信徒是有祖国的。齐王最后严肃地说：
在大明帝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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