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起源于祭祀，或者说早期的儒者除了办教育，就是在搞祭祀了......那年头可没有和尚、老道帮着念经超渡啊！
也许正是因为办教育和搞祭祀这两件事儿，才让儒家在诸子百家争斗的时代可以生存和壮大。
不过在儒家成为显学之后，儒生们要么读书求官，要么当地主士绅剥削贫下中农。不仅祭祀的老本行不搞了，连教书育人的事儿都没什么兴趣。再也没什么大儒跟孔夫子一样“有教无类”收徒三千了。
现在的那些开办书院授徒的大儒，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其实都没几个弟子。而且就算收了弟子也不一定真教......在大部分情况下拜入大儒门下的弟子都已经熟读《四书五经》了，不需要老师教什么了，挂个名而已。
而那些收徒很多的，一般都是些村秀才、穷措大。水平高低不论，就是他们收的学生其实也不多。所以号称文风鼎盛的大宋，识字率也不是特别高。
而且那些开办私塾或是在家塾当中收徒授课的村秀才、穷措大也没个组织，所以这些人通常不是乡村士绅的一员，自然也没有什么号召力。
在面对和尚、道士、白莲教僧侣的时候，他们也处于弱势。
而到了海外，面对更加强势的天方教教法学家、上座部佛教的大和尚和天主教神甫们的时候，那些在国内混不下去，不得已出海闯荡的村秀才、穷措大，简直卑微的不值一提。
“可以通过办学校啊......”胡寅道，“咱们要办的不仅是诸学堂、书院，还应该开办许多蒙学、乡校，主持蒙学、乡校的夫子不仅教人读书习字武艺，还可以主持祭礼。”
“那得办多少学校？”陈东马上提出异议，“办学校得花钱啊！就算不套全额的办学之费，但总归要给一份补贴吧？可咱们有那么多钱吗？”
胡宪已经掰着手指头开始算了，“转运诸路先不说，咱们儒门大会才开张，管不了那么多。就算营田、节度诸路的军府学堂吧......咱们现在有约六十万户府兵，三百多个折冲府，每个折冲府总有两三千孩童要入蒙学，按照一个先生教一百孩童算，那就是二三十个先生。乡校的校舍、桌椅、课本、纸笔什么的，都可以让折冲府自筹，咱们就补贴请教书先生的花销。
三百多个折冲府最多需要八九千个先生......一个先生一年贴补三四十贯，也就几十万贯。”
几十万贯虽然不少，但是对于马上要一统天下的赵楷而言，绝对不是一笔拿出来的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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