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屈铁宁可能有点崇拜她，到底有没有片刻的爱慕？后来十多年，屈铁宁从来没有承认过。”
现场的声音变小，只剩下余切一个人的说话声。
他说：“文学首先是‘人’的文学，这话说起来像是笼统的泛泛而言，但仔细想想，许多人还没有真正理解。”
“1984年出现了很多新现象，这些不太像，贾平凸的完全是一组随笔，像《世说新语》体式的笔记体；张成志写知青，居然写到哈萨克文化了；我的老乡阿城写的《棋王》更神奇了，跟我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还有我自己写过一些还行的……为什么能成功，都因为是为了人来写的。”
“它首先是表现在受到了读者的认可，然后才谈得上创作的艺术和技法，如果读者继续喜欢，那么这种文学还具有生命力，如果读者抛弃了，那么这种文学就要消亡。”
“恩赫杜安娜——这个苏美文明的女作家，因卷入政治风波被刺死，死到临头了忽然写下了‘我’这个字，她意识到神灵看了她写的赞歌不能拯救她，只有那些普通人才能真的为她欢呼。”
余切寥寥几语，说全了一整年的文学趋势。就好像制作精良的纪录片旁白，他的话简单而直接，却令人信服。
李铎在心里暗道：总算是走入正轨了。
许多人称李铎为“铎爷”，这并非是因为李铎真的文学造诣足够做所有人的爷爷，而是因为李铎年轻时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并且是个老运动家，他的江湖气息十分明显。
他当然是欣赏余切的。
余切又说：“今天已经是杭城会议的第二天，第一天似乎飞的太高，儒释道、周公解梦等等传说都来了，我们应该言之有物，和相关。我们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这一次的杭城会议虽然是民间发起，但政府却参与了组织，我们吃掉了很多钱，如果只是为了扯闲淡，是有点可惜的。”
余切的话很有效果。
羞愧凝结在许多人的心头。
一系列文学流派的革新正在发生，大家早已经意识到，只是缺乏总结和归纳。
历史上，杭城会议之所以那样重要，是后来的人从当时人的发言中，总结出来的，是时代赋予其意义。而现在，这些总结直接就诞生了。
作家们根据兴趣，分成了不同的小组，并且发誓要刨根问底，直到确实搞出一些东西为止。
如果有人发散思维得太过，又喋喋不休，其他人会出言阻止，或者干脆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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