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墙上，挂着张褪色的合影。后排左数第三个是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口歪得像条没系好的领带。“这是你最帅的时候，”老向指着照片，“他们现在好多去外面打工，有的当了老板，去年有人还回来捐了台电脑和打印机。”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老罗扛着个纸箱走进来，额头上的汗珠在灯光下闪：“向主任，新到的教案本。”他看见我，手里的纸箱“咚”地掉在地上，“姚老师？你咋回来了！”
老罗是教务处的老工人，从油印机到电脑打印机，他摆弄过的机器能摆满半个操场。以前我总在晚自习后找他印试卷，他边摇着油印机边说：“姚老师，这字写得漂亮，跟刻的似的。”他老伴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如今个个成了才，在城里安了家，近的周末总开车回来接他去吃馆子，而在省城那个儿子最能干，美术学院毕业后自主创业，在省城创办了园艺展销中心，名气大呢，每到寒暑假就接老罗过去避暑过冬，真有孝心呀。
“还在忙呢？”我帮他把纸箱搬到桌旁。他咧着嘴笑，露出掉了颗牙的豁口：“闲不住。以前敲铁钟，现在按电铃，都得准时。”他忽然压低声音，“老向总念叨你，说你是块干大事的料。”
中午的鸡汤炖得酥烂，油花在碗里浮着，像片凝固的阳光。老向非要开瓶酒，我以“还在工作”为由推了，他却给自己倒了一满杯：“当年你在这儿时，我总灌你酒，现在该你管着我了。”
饭后在校园里转，老刘识趣地去操场边抽烟。教学楼的走廊里，学生们在大扫除，擦窗户的姑娘哼着流行歌，调子像极了六年前小向常唱的那首。我站在以前的教务处门口，门牌换了新的，却仍能想起靠窗的位置——我在那儿与老罗对坐办公，也写过好多文字，修改过好多篇校刊稿件，还写过好几封寄往文教局的调动申请，一心想回到马伏山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每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结果。
“想啥呢？”老向走过来，手里捏着片梧桐叶。我摇摇头，忽然看见墙根的角落里，还立着台老式油印机，蒙着层厚厚的灰，像头打盹的老黄牛。
“舍不得？”老向笑了，“人往高处走。你现在做计生工作，行使行政执法，不也是在教人家怎么过日子吗？”
傍晚的夕阳把校门染成了金红色。老刘已经在门口等着，手里的塑料袋空了，想必是把水果糖分给了放学的孩子。老向送我们到门口，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个红本本：“给你，当年你参加征文的获奖证书，一直替你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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