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
“民主,科学。”
刘先生重复了一遍,手指轻轻叩着讲台,“这便是新文明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亦是无数先觉者认为,救治吾国吾民沉疴之良药。
何以故?
因吾国积弱,受制于列强,内政的腐朽,民智未开。
究其根源,陈独秀、胡适之、鲁迅诸先生以为,在于专制之毒太深,礼教之缚太重,迷信之害太广。
故需德先生,以破专制,立共和,还政于民,人人得享自由平等之权利。
需赛先生,以破迷信,启民智,讲求实证,以理性与知识,探寻富强之道。”
他顿了顿,看着台下或兴奋、或困惑、或沉思的面孔:
“这便是新文学运动之精神内核。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其目的,非仅为文章形式之变,实为思想观念之革命。
要革除那‘吃人’的礼教,要打破那‘瞒和骗’的大泽,要唤醒铁屋中沉睡的人们!”
刘先生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混合着激情与痛苦的感染力。
他引用了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喊,引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须言之有物”的主张,也提到了《新青年》上那些如今看来依然惊世骇俗的讨论:妇女解放、家庭革命、个人独立、社会改造……
林怀安听得心潮起伏。
这些名词,这些思想,像一道道闪电,劈开了他原本有些朦胧的认识。
民主,科学,白话文,新道德……它们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与他个人的困惑和求索紧密相连的活的东西。
他想起了温泉村的凋敝,想起了李先生“工业救国”的疾呼,想起了孙主任对“文明”与“战争”的剖析。
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正对应着“文明”中制度与知识的两翼吗?
没有民主的制度,科学或许只能成为少数人牟利或强权的工具;没有科学的精神,民主也可能沦为混乱与盲从。
两者结合,或许才是国家自新、民族自强的正途?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了。
是坐在前排的余章波。
他举起了手,脸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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