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南京国子监。
春风拂过秦淮河，吹进这所天下最高学府的朱漆大门。但今日监内的气氛，却与这和煦春光有些格格不入。明伦堂前的广场上，数百名监生肃立，鸦雀无声。高台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身着绯袍，须发皆白，神情肃然。
“诸生！”高攀龙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今日召集尔等，非为讲经，非为课试，而为一论国事。”
台下监生们微微骚动。自去年项煜案发，国子监一直处于压抑状态。那些曾联名上书抨击新政的监生，大多受到训诫，有的甚至被革去功名。如今高攀龙这位东林前辈、都察院首宪亲临，监生们心中难免忐忑。
“老夫知道，”高攀龙目光扫过众人，“尔等之中，多有对新政疑虑者。有人说新政‘与民争利’，有人说新政‘动摇国本’，还有人说新政‘苛待士绅’。今日，老夫便与尔等论一论，这新政到底为何物！”
他接过随从递上的一卷文书：“此乃苏州府去岁与今年二月，同一户佃农的收支账目，经户部、都察院三方核实，绝无虚假。”
文书被抄录多份，分发给前排监生。众人传阅，议论声渐起。
账目清清楚楚：佃农张阿大，租种地主周家水田十五亩。去岁，亩产稻谷二石，总收三十石。按旧例，交租十五石（五成），丁银八钱（折粮一石），田赋三升（折粮半石），实余粮十三石半。一家五口，口粮需十八石，缺口四石半，需借粮度日。
今年新政后，清丈出周家隐田，张阿大分得自耕田五亩。十亩仍租种，租减为四成。岁收：自耕田五亩收十石，租田十亩收二十石，合计三十石。交租八石，田赋按亩征（自耕田五亩征一斗五升，租田十亩由地主纳），丁银摊入田亩，佃农不纳。实余粮二十石八斗五升。除口粮十八石，尚余二石八斗五升，可换钱买布买盐。
“这……”一个监生忍不住出声，“若账目属实，这佃农岂非日子好过多了？”
“自然属实！”高攀龙道，“此非特例。苏州府已清查三千户，八成佃农负担减轻，两成持平。为何？只因新政将丁银摊入田亩，无田者不纳；清丈隐田，佃农可分田；限制地租，不得过四成！”
他提高声音：“诸生读圣贤书，当知‘民为贵，社稷次之’。新政让佃农得实利，此非‘与民争利’，实为‘予民以利’！”
台下监生们陷入沉思。他们都是读书人，自然能看懂账目，也能明白其中道理。
“至于‘动摇国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