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塑料绳，绳子上串着一张褪色的工牌，工牌上的照片还很年轻——一个穿着工装、笑得眯起眼睛的中年汉子。
“赵师傅？”薛紫英用中文说，“我是跟您约好的薛律师。”
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窗帘全部拉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是常年不通风的闷味混着药膏的苦味，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像是希望被熬干之后留下的灰烬气息。
老赵请她在一张老旧的布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他坐下之后的第一句话不是寒暄，不是感谢，而是一句让薛紫英愣住了的问题。
“薛律师，您跟我说实话，您觉得我这种人的命还值不值钱？”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要控诉什么，倒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确认过很多遍的事实。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或者“菜市场的白菜涨价了”。
薛紫英沉默了几秒。
她见过太多当事人在第一次会面时情绪崩溃或者愤慨激昂。愤怒的人好办，愤怒说明他还在期待公正。崩溃的人也好办，崩溃说明他还没放弃。最难办的是老赵这种——他不愤怒也不崩溃，他只是平静地、坦然地觉得自己不值钱。
“赵师傅，”薛紫英放下手里的文件夹，身体微微前倾，让自己的视线和老赵持平，“我不跟您谈命值不值钱。我是律师，律师谈的是法律。按照安省劳工法，您这种情况属于非法解雇加工伤赔偿，工厂需要支付您离职补偿金、医疗补助金和惩罚性赔偿金。”
她翻开文件夹，把整理好的法条和赔偿计算表格推到老赵面前。
“我帮您算过了。按您七年的工龄和去年的平均薪资，加上尘肺的医疗费用预估，最低能争取到这个数。”
她用手指在表格底部的数字上轻轻点了一下。
老赵低下头，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嗓子眼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只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气音。
然后他忽然站了起来，踉跄了两步，在薛紫英面前弯下了腰。
薛紫英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弹了起来，一把扶住他的肩膀，“赵师傅您干什么——”
“薛律师，”老赵的声音终于有了变化，从干涸的枯井变成了一汪微微泛着涟漪的浑水，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我去年在超市门口蹲了三天，问了四十七个人。有四十六个没理我，最后一个停下来听我说了两句，然后跟我说，你别找律师了，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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