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里面还剩多少。”
“剩多少？”
“一滴都没了。”她把杯子放下来，转过头看着陆时衍，“但我可以再去买一杯。”
她的眼睛在昏暗的车厢里亮得惊人。不是泪光，是某种刚刚被点燃的东西。陆时衍见过这种光——在法庭上，在谈判桌上，在她拍着桌子说“一个亿的窟窿我填”的时候。但这一次，这光不是对着敌人，是对着他。
“你刚才说，你爸破产那年，你学会了两件事。一件是数学，一件是不相信任何人。”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现在呢？”
苏砚低下头，看着食指上那块创可贴。肉色的，很普通，贴得有点歪，边缘翘起了一小截。她用手指把那截翘起的边缘按下去，按平，再按平，直到它完全贴在皮肤上，像是从她手上长出来的一样。
“现在可能要多学一件了。”
“什么？”
“相信一个半夜跑来送八块五三明治的律师。”
陆时衍没有马上说话。他伸出手，把中控台上的创可贴盒子拿起来，放回塑料袋里，又把塑料袋整整齐齐地卷起来，塞进车门侧面的储物格。做完这些，他才开口。
“苏砚，你知道律师最怕什么吗？”
“败诉？”
“不是。”他摇了摇头，“是委托人撒谎。因为一旦委托人骗你，你在法庭上所有的推理、所有的证据链、所有的逻辑，全都会从根部烂掉。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子——委托人跟我说他没去过案发现场，我信了。结果对方律师当庭拿出监控截图，他不仅去了，还待了四十分钟。那个案子我输了，输得很彻底。”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像是在承接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从那天起我给自己立了条规矩——永远不给任何人毫无保留的信任。不管是他妈的委托人还是合伙人还是未婚妻。我赢了官司再敬酒，签了合同再握手，确认过证据才点头。我把信任拆成一千份，一次只给一份，给完就要看到回报。”
他转过头，看着苏砚。
“但你今天在法庭上扑过来的时候——你没想过回报。”
苏砚愣住了。
那是庭审那天发生的事。导师狗急跳墙，指使旁听席上的杀手冲过来，她几乎是本能地扑到陆时衍前面，肩膀擦过一把刀，伤口到现在还留着一道淡粉色的疤。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过？”
“因为想过的就不会扑上来。”陆时衍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