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事的。”陆时衍说。
“我知道。”
“那你在想什么？”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小银通红的小脸，看着她在半梦半醒间微微皱眉的样子，声音很低：“我在想我爸。”
陆时衍的手停了一下。
“他走的那年我十三岁。”苏砚说，“那天晚上我发烧，他不在家。我妈一个人带我去医院，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第二天他才从公司回来，看到我躺在床上，问了一句‘好点了吗’，然后就进了书房。”
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妈那天晚上在医院走廊里哭了。我看到了。她以为我睡着了，但我没有。我躺在输液室的椅子上，看着她蹲在走廊尽头的角落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陆时衍没有接话。他知道苏砚不需要他接话。
“我不想变成那样。”苏砚抬起眼看着陆时衍，“我不想让小银在输液室里看着你一个人蹲在走廊里哭。我不想让她觉得，她生病的时候，妈妈永远在开会。”
陆时衍把小银的毛巾放在床头柜上。他蹲下来，双手撑在苏砚膝盖两侧的床沿上，仰头看着她。他的眼睛很深，凌晨的疲惫让他的眼圈发黑，但瞳孔里的光很稳。
“你今天没在开会。”他说。
“我知道。”
“你从医院回来到现在，手机没看过一眼。”
“我知道。”
“小银以后会记得的。她记得的不会是‘妈妈在发烧那天有没有陪我去医院’，她记得的是——她发烧的时候，妈妈一直抱着她，一直跟她说话，一直亲她的额头。”
苏砚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眼泪顺着脸颊滑落，砸在陆时衍的手背上。他反手握住她的手，十指扣紧。
“苏砚，”他的声音很低，“你比你爸好。好太多了。这不是安慰，是事实。”
那天晚上，小银的体温反复了两次。凌晨五点，烧到三十九度一，喂了第二次退烧药。早上七点，降到三十八度二。九点，又烧到三十九度。苏砚和陆时衍轮流抱着她，轮流量体温，轮流在退烧药和物理降温之间找平衡。谁也没合眼。
第二天中午，常军仁打了电话来。苏砚接起来，听了几句就说：“今天不行，改明天。小银发烧，我走不开。”常军仁问要不要帮忙介绍儿科专家，苏砚说不用，已经看过了，病毒感染，烧几天就好。
挂电话之前，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