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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张耀祖比她大三岁，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跟着父亲在工地干过一段时间，嫌累，后来又去工厂，嫌工资低，换了好几份工作，没有一份做得长久。三十岁了，还没成家，这在北方小县城已经算是“大龄”了。母亲整天愁，托人介绍对象，但人家一听他家的情况——父母体弱，家境贫困，还有个妹妹在外地打工——大多就没了下文。
而她，张艳红，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里的“负担”。
不是父母明说的，是从那些细碎的日常中感受到的。吃饭时，肉和蛋总是先夹给哥哥，她只能吃素菜。过年买新衣服，哥哥总有，她常常穿亲戚家孩子穿剩的。交学费时，母亲总要叹气，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但她还是想读书。初中时，她的成绩不错，老师说她有希望考县重点高中。但初三那年，父亲在工地摔伤了腰，需要钱治病。家里拿不出钱，母亲红着眼睛对她说：“艳红，妈知道对不住你，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你哥还没成家，你爸看病要钱……你，就别读了吧。”
她没哭，只是点了点头。第二天，她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把课本收拾好，背回家，塞在床底下。然后，她跟着邻居家的姐姐，去县城的餐馆打工，一个月八百块。
那一年，她十五岁。
记忆里，那个冬天特别冷。餐馆没有暖气，她穿着单薄的工作服，在冰冷的后厨洗菜、切菜、刷盘子。手冻得通红，长了冻疮，又痒又痛。晚上回到租的小隔间，盖着薄薄的被子，冷得发抖，睡不着，就想起学校温暖的教室，想起老师讲课时温和的声音，想起同学们讨论习题时的专注神情。
但她不能想。想也没用。
后来，父亲腰伤好了一些，但干不了重活了，只能在家附近打点零工。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高血压，心脏病，常年吃药。哥哥依然不争气，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钱没挣到，脾气倒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和父母吵架。
家里的经济压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她身上。
在餐馆做了两年，她去服装厂，工资高一点，一个月一千二。但更累，工作时间更长，经常加班到深夜。她省吃俭用，每个月留一点点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母亲在电话里说：“艳红，你爸的药快吃完了”“你哥相对象，人家要彩礼”“家里房子漏雨，要修一下”……
她成了全家的指望。虽然她一个月只挣一千多，虽然她自己也活得艰难，但在家人眼里，她在大城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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