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的初夏，空气中已浮动着隐约的燥热。午后的阳光透过“丰隆”新总部大厦顶楼会议室的落地窗，在光洁的会议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一场关于某个海外并购案后续整合的高层会议刚刚结束，与会者陆续离去，会议室里只剩下韩丽梅和张艳红，以及弥漫着的、略带疲惫的宁静。
姐妹俩都没有立刻离开，各自整理着面前的文件，享受着这片刻的独处与松弛。自“建国基金”启动、“利他”文化重塑以来，整个集团的节奏似乎进入了一种既紧迫又沉静的状态——日常商业决策因价值尺度的增加而需要更审慎的权衡，但姐妹俩内心，却因找到了超越利润的航向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与从容。
桌上的内部通话器，突然发出轻柔的提示音，打破了寂静。是韩丽梅的特别助理林薇，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迟疑：“韩总，前台报告，有两位访客，自称是……是您和张总的父母，从老家过来，希望能见见你们。没有预约。您看……？”
“父母”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轻轻投入姐妹俩此刻平静的心湖，漾开了一圈微澜。她们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相似的讶异，以及讶异之下更深层的、复杂难言的情绪。
自那年春节不欢而散，她们与北方的原生家庭，便陷入了一种近乎冻结的、疏离的平衡。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的、数额固定且由第三方（通常是律师或信托机构）代转的生活费，以及父母偶尔生病时姐妹俩会委托可靠的当地朋友或机构代为探望、支付医疗费用外，几乎再无其他实质性的往来。电话也极少，通常是父母那边有不得不联系的事情（比如老家亲戚的红白事需要“表示”），才会由母亲小心翼翼地问候几句，然后拐弯抹角地提起。每一次这样的接触，都像是一次轻微的拉扯，提醒着那段无法真正弥合的裂痕。
他们怎么会突然南下？而且直接找到了“丰隆”总部？没有提前打电话，没有通过任何中间人，就这样带着一种近乎鲁莽的、与过往他们行为模式不符的“直接”，出现在了这里。
韩丽梅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旋即恢复平静。她看了张艳红一眼，张艳红几不可见地点了下头，眼神里有疑惑，有警惕，但也有一丝几乎无法捕捉的、连她自己可能都未完全意识到的复杂波动。
“请他们到……到小会客室吧。我们马上过去。” 韩丽梅对着通话器吩咐，声音平稳无波，听不出情绪。
放下通话器，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张艳红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