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北京冬天的傍晚，冷得人感觉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文化局的宿舍里，穆晚秋刚改完文艺汇演的节目单，手指冻得发僵。她搓了搓手，拉开抽屉取出那个磨白了的牛皮笔记本，这是她从天津带出来的。翻开本子，夹着的那张纸上是几天前写的诗：“孤灯照影夜沉沉，故园何处觅知音……”
正看着，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又急又轻。
敲门的是办公室的小王，他压低声音：“小穆，部里来车接你，让十点整在楼下等。”
“哪个部？”
“不清楚，就说让你等着。”
九点五十分，穆晚秋下了楼。一辆黑色伏尔加停在院门口，司机是个生面孔，戴着鸭舌帽站在车子旁，看见穆晚秋走来，拉开车门上车，开出了院子。
车子没往文化部机关开，拐进西城的老胡同，最后停在一个不起眼的房屋前。
司机向房屋努了努嘴，穆晚秋上前敲门。
“进来。”
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的。窗前站着个人，转过身来一看，晚秋认识，是在解放区见过的刘部长，现在穿着中山装，人胖了些，头发白了，眼睛还是那么亮。
“穆晚秋同志，坐。”刘部长给晚秋倒了杯热水，然后正式介绍自己，“我姓刘，叫刘宝忠，现在负责对台湾情报工作。今天请你来，是有重要任务要谈。”
穆晚秋接过杯子，没喝。
“有些话我先说在前头。”刘宝忠看着晚秋，一字一顿，“出了这个门，谈话内容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最亲的人、最信任的人，都不能说。这是纪律。”
“我明白。”
“如果你接受这个任务，”刘宝忠继续说，“一切行动必须服从组织安排。组织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让你说话，你不能沉默。让你沉默，你不能开口。”
穆晚秋的手指在杯子上摩挲着。
“这个任务，”刘宝忠顿了顿，“有风险。不是一般的风险。可能会……牺牲。”
屋里静下来，只有炉子里煤块噼啪作响。
穆晚秋抬起眼睛：“刘部长，您说吧。什么任务？”
刘宝忠没立刻回答。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穆晚秋面前。
信封很厚。
穆晚秋放下杯子，抽出里面的东西，最上面是一张照片。
她的手指停在照片上。
照片上是余则成，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