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八年，春末。
与太子李显那番深入却注定无法立刻产生结果的谈话后，李瑾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太医私下已向武媚娘奏报，太上皇沉疴难起，油尽灯枯之象已显，恐就在这春夏之交。这个讯息，如同一声闷雷，在帝国最高层的极小圈子里滚动，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紧迫感与压抑氛围。
李瑾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流逝。那种从骨髓深处透出的寒意，那种仿佛连呼吸都需要耗费巨大气力的疲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时间不多了。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却因逼近终点而异常清醒的状态下，他内心深处那个酝酿了数十年的念头，如同被逼到绝境的困兽，发出了最后、也最强烈的咆哮——他必须留下点什么，不仅仅是那些藏于石函、埋于地下的、过于超前的“狂想”，而是一件更具体、更“务实”，或许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被当权者稍微考虑一下的东西。一件能为这个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帝国，在固有的权力运行轨道旁，悄悄划下一道微弱却清晰的、指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路标。
这东西，他称之为——“国是建言”或“永昌遗制”，一个相对温和、不那么刺眼的名称。但在他的构想深处，这实质上就是一份在帝制框架下，尝试对最高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约束、对国家根本运行规则进行初步成文化梳理的纲要。用后世的话说，是一份极其原始、充满妥协、但意图明确的“宪法性文件”草案。
他知道，在此时此地，直接提出“宪法”概念，无异于痴人说梦，甚至可能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他必须极其小心地包装，将其融入“祖宗成法”、“盛世垂训”的话语体系，将其核心意图——限制君权、明晰权责、保障最基本的臣民权利（在帝制语境下，主要是“民”的生存和基本财产权利，以及“士”的言论和仕进权利）——隐藏在看似维护皇权神圣、巩固帝国长治久安的建言之中。
这需要技巧，更需要勇气。尤其是，必须争取到武媚娘最低限度的容忍，至少是不立即扼杀。他选择了一个武媚娘心情似乎尚可的午后，在仅有最信任的两位老内侍侍奉汤药、气氛相对私密的时刻，以一种极其虚弱、近乎遗言的方式，向她“透露”了这份“最后的心愿”。
“媚娘，”他靠在枕上，声音细若游丝，但眼神却异常清亮，“这几日昏沉之间，总有些念头翻来覆去，关乎身后，关乎大唐的将来……零零散散，不成体系。我想……或许该把它们记下来，也算是我这个老头子，对社稷江山，最后一点……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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