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生是孙参谋从长沙请来的。人到了沅陵已经是下午，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头发花白，戴一副金边眼镜，提着一只旧皮箱，箱子上贴着好几张褪色的轮船标签。
他站在院门口，看着眼前这座破旧的庙宇，大概没想到软禁地是这副光景——院墙上爬满了青苔，廊檐下的木柱被雨水泡得发黑，只有那棵梧桐树还撑着最后几片黄叶。
带他来的宪兵敲了敲门，赵一荻开的门。她看了一眼这个洋人医生，又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皮箱，侧身让开。
“大夫来了。大姐在偏房等您。”她说话时声音很轻，领他穿过院子时脚步很快，经过廊檐下时压低声音补了一句，“她瞒了我们八个多月，您费心。”
菲利普斯点了点头，推开偏房的门。于凤至坐在桌前，面前摊着账本和算盘。她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站起来伸出手，用英语说了一句问候，声音平稳。
菲利普斯握住她的手，稍稍愣了一下——他来之前在长沙听说这位夫人是东北军少帅的妻子，会管账，会英语，但没想到她的英语说得这么利落。他把皮箱放在桌上，拿出听诊器，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这间屋子简陋得不像话——墙角有水渍，窗棂的漆皮剥了大半，桌上除了账本和算盘，只有一盏煤油灯。
“夫人，孙先生托我来看看您的情况。他说您在腋下发现了一个肿块——请问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八个多月前。来沅陵之前就有，那时候很小，不疼。最近这几个月长得快了，抬胳膊的时候会疼。”她重新坐下来，解开衣襟。腋下的硬块已经肿起来了，皮肤表面泛着暗红色，边缘的膏药痕迹还隐约可见。
菲利普斯把听诊器按上去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又让她抬起左臂做了几个不同角度的伸展，边按边问疼不疼。她一一答了，声音始终很平稳，像在核对转运清单。他把听诊器收进皮箱，摘下眼镜擦了又擦，沉默了好一阵子才重新开口。
“夫人，这个肿块的性质，我非常担心。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我没办法给您做更准确的检查。但我强烈建议您尽快离开这里——去上海，或者去香港，那边的医院有更好的设备能确定肿块的性质。如果拖延下去的话——”
“如果拖延下去会怎样？”
“恐怕会很危险。”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在斟酌，“如果肿块是恶性的——也就是癌——那么时间就是最宝贵的东西。早一个月手术和晚一个月手术，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去上海的医院做活检取样是最稳妥的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