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从台北回到纽约，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下午。闾珣在机场接她，身边站着他新婚的妻子。新娘子手里捧着一束白玫瑰，跟婚礼那天教堂门口捧的是同一种。闾珣接过母亲手里的藤箱，新娘子把花递到于凤至手里，叫了一声“妈妈”。她的中文不太流利，但这两个字说得很认真。
“花很漂亮。谢谢。”于凤至接过花，三个人往停车场走。闾珣一只手拎着藤箱，另一只手牵着他妻子的手。于凤至走在他们旁边，手里捧着那束白玫瑰。
机场外面秋风很凉，阳光很好，她深深吸了一口纽约干爽的空气——跟台北潮湿的海风不一样，跟奉天冬天的煤烟味更不一样。
回到家，她把藤箱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换洗衣裳叠好放进衣柜，日记本搁在床头。那只铁轮子她放在床头柜上，准备等闾珣下班回来就还给他。最后是那份离婚协议——她把协议副本从藤箱最底层拿出来，翻开看了片刻。上面三个签名都在，字迹都很稳。她把协议放进铁柜子里，锁好。
铁柜子里还放着评审小组的旧档案、杨宇霆的抵押合同、周世昌的验货存根、皇姑屯之后张作霖临终前她记下的最后几笔记账。现在最上面多了一份离婚协议。她把柜门关上，钥匙放回口袋。
第二天下午，她去了办公室。詹姆斯正在核对芝加哥钢铁和大西洋航运的季报，看见她推门进来，赶紧站起来。
“夫人，您回来了。科恩先生上周送来的合同还在您桌上。他说匹兹堡那边也在接触他，但他想先听听您这边的航运股怎么配。还有，虞老板从上海发了两封电报，问磺胺下一批什么时候发——上一批已经到港了，上海的医院说这批货来得正好，再晚几天库存就断了。”
于凤至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对面证券交易所的旋转门。那些穿西装的经纪人正鱼贯而出，跟几年前她第一次站在这里时一模一样。“让他下午三点来办公室谈。匹兹堡的事我知道——他上次在餐厅提过一句，说匹兹堡钢铁的人请他吃了两顿饭。”
“夫人怎么知道是匹兹堡钢铁？”
“能让他犹豫的只有一家——供货周期比芝加哥短，运费比芝加哥低，但平炉型号没跟上。下午我来跟他谈。上海那边下一批磺胺已经在旧金山码头等装船了，你这周就把入港手续先办妥，虞老板那边拖不了太久。”
下午三点，科恩准时到了。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没有寒暄，先把芝加哥钢铁的季报推到她面前，然后靠在椅背上打量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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