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深秋，纽约。
闾珣把母亲葬礼办完的一周后，独自回到基金会的档案室。
铁柜子还是老样子，四层玻璃柜从上到下亮着恒温恒湿的冷光，程师傅的铁锅挂在正中央，锅底敲着铁匠印，锈迹斑斑，但每一道凿痕都还看得见。
他在第四层玻璃柜前站了很久，看着那只小算盘——铆钉孔还在，珠子上的铅笔灰还在，程师傅的凿痕还在。他把柜门打开，把母亲临终前还搭在手边的那份受助学生名单放进去，放在算盘旁边。算盘和名单并排躺着——民国十二年的坦克侧甲，一九九〇年的学生名册。铁和纸。铆钉孔和铅笔勾。
然后他回到母亲的办公室。
办公桌上还摆着她的大算盘，最右边那颗骨珠泛着暗金色的光泽，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算盘旁边是一本翻开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她去世前几天写的最后一行字：第四代分析师今天入职。算盘还在，指法没变。
他坐在母亲坐了三十年的那把旧藤椅上，拿起那支她用了几十年的铅笔，在笔记本上新翻开一页，写下第一行字：母亲大人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二日安详离世。基金会按照她的遗嘱，由我接任执行长。今天收到榆树县寄来的第三季度受助学生成绩单，三十七人全部及格，十二人优秀。名单附后。
写完他放下铅笔，拿起电话打给儿子。
“明远，奶奶走了。基金会的事以后我管，你以后也要管。你现在回来一趟，办公室的钥匙我给你。”
张明远从洛杉矶飞回纽约那天，纽约下着深秋的冷雨。他推开基金会办公室的门，看见父亲坐在奶奶的旧藤椅上，手里拿着奶奶的旧算盘，拨珠子的动作很慢，一颗一颗地拨，像在数什么东西。闾珣看见他进来，把算盘放回桌上。
“坐。你奶奶走之前，把基金会的章程改完了最后一遍。第一条永远不改——只资助教育，不问其他。她把印章留给我，让我传给你。她还把铁柜子的钥匙留给你，所有档案都在里面，每一份都按编号归档，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有一个人。你奶奶说，编号就是规矩，规矩就是编号。以后你替我查，替你奶奶查。”
他拉开抽屉，取出那枚评审小组的旧印章，放在桌上。印章上的字已经快磨平了，边缘那个豁口还在——那是民国二十年秦皇岛仓库验货时被弹药箱磕掉的，她没用它去修，说豁了口就当防伪标记。
“这枚印章跟了她六十多年，从奉天带到纽约，从帅府账房带到华尔街。她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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