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不重不轻，恰好入纸三分。
“妈，我拨完了。”
他停了一下，把大衣领子拢紧。
“我心里有底。”
然后他转身往山下走。雪又飘起来了，细碎的雪花落在他的肩头，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他手里那份名单的封面——凤鸣基金会，一九九一年春季助学金发放清单。张明远跟在父亲身后，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墓碑。
风把名单吹开了几页，最上面那一页的第三个名字旁边，铅笔打的勾还在——浅灰色的，在雪光里微微发亮。
那是一九九〇年秋天奶奶靠在病床上，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名字往下看时画的最后一个勾。她的手指搭在纸上，铅笔在她手里握了大半辈子，笔杆上的牙印还在，那个勾的力道跟她十九岁在帅府账房里批第一笔采购单时一样——端端正正，入纸三分。
墓碑朝向东北方向。那边的天边有一道淡金色的光，正在穿透雪云，像是奉天兵工厂新化铁炉出的第一炉铁水，程师傅蹲在炉前喊“温度到了”。铁水从出铁口涌出来，映红了整个车间，映红了闾珣蹲在地上画的歪歪扭扭的坦克炮管，映红了于凤至站在旁边记编号时账本上的每一个字。
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加快了脚步。从今往后，他替父亲看，替奶奶看。铁柜子里的档案还在——每一份都按规矩签好了字，每一个签字都留了空白。
基金会墙上的名单还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所学校，每一所学校后面都有一群孩子，每一个孩子后面都有一个被改变了命运的家庭。她会替他们看完每一份名单，在每一个名字旁边用铅笔打勾，就像当年在评审小组批采购单一样，每一笔都有人经手，每一笔都有人批准，每一笔都有人核查。
银杏树的叶子落光了，但树根旁边冒出了几株新苗——那是从老树根上分出来的新芽。明年春天雪化了之后，它们还会继续往上长。
算盘上最后一颗骨珠拨上去，声音清脆，在雪后的墓园里回荡了一下，像民国五年腊月初八帅府账房里那颗珠子拨下去的回音，又像多年后沈阳大帅府纪念馆展厅里那只小算盘被一个孩子拨响时的声音——铆钉孔还在，凿痕还在，指法还在。
账本合上了！算盘骨珠还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