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永年和公韧从横滨上了船，到了青岛，又从青岛雇了马车，日夜兼程到了北京，进了北京城已是晚上了。公韧发现，这里比广州城还要热闹，天桥小市场热闹非凡，街上店铺、旅馆、饭店一家挨着一家，马车、洋车、小轿穿梭来往，达官贵人、贫民百姓、外国人，奇装异服的少数民族看得人是眼花缭乱。
二人无心闲逛，就直接到了谭嗣同的府上门口。看门人拦住问：“请问客人从哪里来？”毕永年说：“你就对谭嗣同说，故人来访。”
不一会儿，一个年青人急急忙忙地迎上前来，老远就拱着手迎接道：“家兄，家兄，兄弟盼您真是久旱禾苗如盼甘霖。”毕永年也客气地说：“谭兄弟，哥哥也想你啊！”公韧想，这位谭老弟就是谭嗣同吧，只见他少年英俊，口齿伶俐，目光敏锐，一身正气。
谭嗣同（1865—1898），汉族，湖南浏阳人，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
1877年，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他目睹了民间人士反封建斗争精神，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他也和哥老会这样的江湖好汉结交，和毕永年结拜为兄弟。
谭嗣同见了公韧，微微一愣，问毕永年：“这位小哥是……”毕永年说：“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公韧兄弟，自己人，自己人。”谭嗣同点了点头说：“你的知心朋友，也就是我的知心朋友，从此我们就是亲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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