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走过去，把木牌接过来，把它斜靠在石凳的侧面。然后她退后两步，和薛紫英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起看着那块牌子。
“我从来没问过你，”苏砚忽然说，“在冰岛那两年，最难熬的是什么？”
薛紫英没有马上回答。她想起雷克雅未克的冬天，极夜漫长得像一段永无止境的隧道。书店里的暖气永远不够，她裹着两条毯子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橱窗外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堆积，觉得自己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埋掉。最难熬的不是冷，不是孤独，不是语言不通，而是一个念头——她会死在那里。不是身体上的死，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死。死在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地方。死在她欠下的债永远还不清之前。
但她说出口的不是这些。
“最难熬的？”她偏了偏头，用一种尽量轻松的语气说，“冰岛语。那个‘停’字我学了三个月才写对。”
苏砚没有戳穿她。苏砚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没递过去——她知道薛紫英不需要。但她把那包纸巾放在石凳上，放在那块木牌旁边，放在薛紫英一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然后她说：“走吧，陆时衍在家做饭。他说今天吃酸辣粉。”
薛紫英愣了一下。“他还会做酸辣粉？”
“会，而且做得比我好。这个混蛋藏了三年才告诉我。”
薛紫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还是陆时衍身边那个被导师安插的棋子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到凌晨，陆时衍从楼下便利店买了两盒泡面，递给她一盒，自己吃另一盒。她那时候想，这个男人连泡面都吃得一脸认真，像是在做一件很正经的事。后来她才知道，对陆时衍来说，给人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正经的事。
“他给你做过饭吗？”苏砚忽然问。
薛紫英知道她在问什么。“做过。不是给我一个人做的——是给整个律所加班的人做的。他煮了一大锅速冻水饺，结果锅太小，饺子全部煮破了，变成了面片汤。大家喝面片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是我做过最成功的一道菜，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饺子，意味着没有人会吃到坏的。’”
苏砚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礼貌的、点到为止的笑，而是一种从嗓子眼深处翻上来的、被呛到了的笑。她笑得弯下了腰，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指着薛紫英，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薛紫英被她笑懵了。“有什么好笑的？”
“他现在，”苏砚喘着气，“他现在在家包饺子，每个都包得跟机器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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