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的极夜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薛紫英每天早晨醒来，窗外都是同一片深蓝色的天——分不清是凌晨还是傍晚，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刻度，像一杯放凉了的茶，浑浊地、缓慢地旋转着。她在这片蓝色里生活了两年，从一个满身泥泞的逃兵，变成了一家小书店的老板。书店开在雷克雅未克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店名只有一个字——停。
停了。不跑了。不躲了。不恨了。
这天下午——如果那算下午的话——她正在整理一批从丹麦运来的旧书，门上的风铃响了。她没有回头，用英语说了句“欢迎”，然后听见一个熟悉的、带着川渝口音的女声。
“你们这儿最贵的书是哪本？我要买来撕着玩。”
薛紫英的手停在半空中，指尖捏着一本博尔赫斯的诗集。她转过身，看见苏砚站在门口，裹着一件过于宽大的白色羽绒服，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颊冻得通红——显然低估了冰岛冬天的温度。苏砚身后，陆时衍正弯腰把行李放下，动作从容，像在自己家一样。
“你们怎么来了？”薛紫英的声音很平，但指尖在发抖。
苏砚把羽绒服的帽子往后一掀，露出那张永远带着三分凌厉的脸。“陆律师说，北欧的雪能治失眠。我说，那就去找个病人试试疗效。”她环顾了一下这间窄小的书店，目光在墙上的冰岛语招牌上停了一秒，然后又落回到薛紫英脸上，“看来病人把自己照顾得还行。”
薛紫英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刻薄的话，但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眶在发热。她转过身，假装去整理书架，把后背对着来客。书架上的书脊在她模糊的视线里变成了一个个色块。两年了。两年没有见过任何一张故人的脸，没有听过任何一句乡音。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片蓝色的孤独，可苏砚一句不经意的“病人”，就把她打回了原形。
她才是病人。一直都是。
“我这儿没有茶，”薛紫英背对着他们，嗓子发紧，“只有咖啡。冰岛咖啡，苦得能毒死人。”
“那正好，”陆时衍把行李靠墙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苏总喝不惯太甜的。她说糖分会降低判断力。”
苏砚白了他一眼，但没反驳。
书店后半截有个小厨房，三个人挤在里面，肩碰肩，肘碰肘，像多年前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并肩作战时一样。薛紫英煮咖啡的动作很熟练——磨豆、压粉、萃取，一气呵成。苏砚盯着她的手，忽然说了一句：“以前你连泡面都能煮成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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