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傍晚六点四十七分，窗外的银杏树刚被秋风扫过一轮，叶子落了一地金黄。
苏砚站在衣帽间门口，已经换了三套衣服。黑色那件太像去谈判，米色那件太像去剪彩，现在身上这套墨绿色丝绒长裙倒是不像工作场合了，但她对着镜子看了足足两分钟，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审查一份有重大漏洞的合同。
“这条裙子有什么问题？”陆时衍靠在门框上，领带还没系，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端着一杯正在冒热气的姜茶——十一月的成都还没来暖气，苏砚上周刚发过一次低烧，被他强制纳入每日姜茶计划。
“问题很大。”苏砚转过身，指着裙摆侧面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褶皱，“这个设计师显然没考虑过长时间坐车的场景，丝绒面料受压超过四十分钟就会产生不可逆的压痕。如果晚宴现场的椅子不是皮质而是布面，摩擦系数增加百分之三十，压痕面积会扩大一倍。”
陆时衍安静地听完，喝了一口自己杯里的茶——不是姜茶，是铁观音。然后说了一句：“你说得对。”
苏砚反而愣了一下。
“但是苏总，”他把茶杯搁在旁边的矮柜上，走过来，从后面替她把裙摆那道褶皱抚平，动作很轻，像是在翻一页容易破碎的旧案卷，“今晚你是去吃饭，不是去路演。那条裙子的KPI不是零压痕，是让你舒服地吃完一顿饭。”
苏砚从镜子里看他，眼神里有一丝被戳穿的恼火。她张了张嘴，最终说出口的却是：“你怎么知道我在给它设KPI？”
“因为我也给我的领带设过。”陆时衍退后一步，从衣帽间抽屉里随手抽出一条深灰色领带，一边系一边说，“执业第三年，我算了每条领带的胜诉率。深蓝色那条款式太老气，但胜率高得离谱，我连续戴了四个月。后来方如海问我是不是只有那一条领带。”
“然后呢？”
“然后我输了一场很小的案子，深蓝色领带就退休了。”他系好领带，对着镜子正了正，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别人的事，“一个学法律的人搞封建迷信，说出去丢人。”
苏砚笑了一下，很短，但确实笑了。
她最终没有换下那条墨绿色裙子。出门的时候，陆时衍从玄关抽屉里拿出一个暖手宝塞进她大衣口袋，动作自然得像是做过一万次——事实上同居才两个月，他做这个动作的次数不会超过十回，但有些人天生就能把温柔伪装-成-习惯。
今晚的晚宴主办方是全国科技企业联合会，规格不算顶高，但座上宾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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