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头也没回，手里切着葱花，嘴角弯了弯。灶上的水开了，热气升腾，模糊了窗玻璃。窗外那棵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映在暖黄的灯光里，像一幅线条简洁的画。
很多年前，苏砚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吃冷掉的三明治，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站在灶台前为两个人做饭，其中一个还在旁边笨手笨脚地剥蒜，剥得满手都是蒜味，还时不时看她一眼。
那一眼里的东西，比法庭上所有的唇枪舌剑都重。
比千亿的合同重，比全世界的官司重，比胜负输赢都重。
“妈，你笑什么？”小银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没笑。”
“你笑了。我看见了。”
“写你的作业。”
“还有两百字呢。”
“那就写四百字。多写一篇算一篇。”
小银哀嚎一声，趴回作业本上。厨房里，陆时衍把剥好的蒜放进小碗，顺手在苏砚肩上搭了一下。苏砚没躲，只是把炒好的料浇进碗里，两碗，一碗多辣，一碗微辣。
“吃粉了。”她端着碗走出去。
“来了。”
小银把作业本往旁边一推，眼睛亮晶晶的。
“爸，妈，我决定了。以后我也要当律师。专门帮人写纸条的那种。”
苏砚把碗放在她面前：“先把作文写完。五百字，差一个字都不行。”
“知道啦知道啦。”
小银埋头吃粉，苏砚和陆时衍坐在两边，各自吃着碗里的东西。电视机没开，收音机也没开，屋子里只有吸溜粉条的声音、偶尔被辣得抽气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
风从北边来，吹过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吹过对面那栋楼亮着灯的窗户，吹过千千万万个像这样普普通通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里，没有人知道这栋楼里住着两个曾经站在风暴中心的人。他们是小银的爸妈，会做饭和不太会做饭的两个人。这就够了。
苏砚吃完最后一口粉，把碗放下，看见小银的作业本上露出最后一句话。那是作文的结尾，被老师画了两道红线——
“我的爸爸妈妈，一个拿法律，一个拿技术，但他们最重要的本事，是教会我——再难吃的酸辣粉，也要吃出甜味来。”
苏砚低头看着那句话，伸出手指，在“甜味”两个字上轻轻按了一下。油墨还新，蹭了一点点在指腹上。她把手指收回来，攥了攥拳头。
陆时衍在旁边收拾碗筷，经过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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