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把公司卖了之后,把最后一笔钱存进了一个账户。不多,够我读完大学。那个账户的备注栏写着一行字——‘对不起,爸爸尽力了。’我后来查账才发现,他给自己留的生活费,只有三千块。”
陆时衍握住她的手。苏砚的手很凉,但他的掌心是热的。
“苏砚。”
“嗯?”
“你爸尽力了。你也是。”
苏砚吸了吸鼻子。她转过头,不想让陆时衍看见自己的眼睛。但陆时衍不让她转,他伸手把她的脸轻轻扳回来,拇指擦过她眼角。那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点湿意。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法庭上第一次见你,就记住你了吗?”陆时衍问。
“因为我摔了证据?”
“不是。”陆时衍笑了,“因为你摔完证据之后,弯腰把它捡起来了。你当时蹲在地上,把散落的文件一页一页收好,收完了才站起来继续说话。我就想,这个人,连摔东西都有分寸。摔了,发泄了,但该做的事一件不落。这种人不可能是坏人。”
苏砚瞪他:“你当年在法庭上就看这个?”
“我在法庭上看很多。但我先看的是人。”陆时衍松开她的手,从兜里掏出手机,划了两下,翻出一张照片给她看。那是一张老照片,一个中年***在法院门口,穿着法官袍,表情严肃,但嘴角微微上扬。
“我爸。”陆时衍说,“他辞职那天拍的。他在法院干了十二年,辞职信交上去的时候,院长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当法官,是想让好人不受冤。但这个位子坐久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好人。’院长说:‘那你换个位子,去当律师,也许看得更清楚。’我爸就辞职了。”
陆时衍把手机收起来:“他一直没能看清楚。直到他去世,他都在琢磨那个问题——怎么分辨好人坏人。他没琢磨透。但他教了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确定的时候,就去看细节。看一个人怎么吃饭,怎么摔东西,怎么哄孩子,怎么对待比他弱的人。细节不会撒谎。”
苏砚看着陆时衍。月光照在他脸上,轮廓分明,眼角的细纹在暗处隐没。她忽然觉得,面前这个人,不只是一个律师,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是一个继承了某种东西的人。那种东西,比法律条文更重,比商业合同更深。
“陆时衍。”她第三次喊他的名字。
“嗯。”
“你把你爸说的那句话,也留给小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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