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梅轻声问，“我妈……她后来怎么样了？”
老人用袖子胡乱擦了把脸，平复了一下情绪，声音更加嘶哑：“你被送走后，你妈……就病倒了，说是‘心病’，一直没好利索。过了几年，政策松动了点，我跟着人去外地建筑工地打过工，想攒点钱，可没文化，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也攒不下几个。你妈拖着病身子，在家照顾你两个姐姐，后来……后来你大姐十几岁就嫁到外村，换点彩礼，给你妈看病，也没留住。你妈走的时候，还念叨着你，说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过得好不好……你二姐，嫁得也远，条件也一般，逢年过节才回来看看我。我这把老骨头，就靠着厂里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和街道上的一点补助，凑合活着。等死罢了。”
他说得平淡，甚至麻木，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字里行间，是一个家庭被贫困和疾病拖垮的完整悲剧，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浪潮和自身局限下，挣扎求存却最终沉没的缩影。韩丽梅在其中，看到了生母模糊而悲苦的身影，看到了两个姐姐或许同样艰难的人生，也看到了眼前这个老人，一生劳碌、愧疚、孤独的晚景。
“我过得很好。” 韩丽梅终于开口，声音清晰而肯定，像是在做一个陈述，也像是在了结某种因果，“我被一户很好的人家收养了。养父待我如亲生，供我读书，教我做人。我上了大学，后来自己创业，有了一份不小的事业，生活富足，家庭美满。”
她没有说更多细节，比如“丰隆”，比如她的成就。那些对这个老人而言，太遥远，太不真实，也无需炫耀。她只是陈述一个结果：那个被遗弃在福利院台阶上的女婴，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远超他们当年最乐观的想象。
老人怔怔地看着她，泪水再次涌出，但这次，似乎多了些别的什么，像是震惊，像是释然，又像是更深重的愧疚和自惭形秽。他嘴唇翕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只是不住地点头，又摇头，老泪纵横。
“我这次来，不是要认亲，也不是要您怎么样。” 韩丽梅继续平静地说，目光坦然地迎视着老人复杂的眼神，“我只是觉得，有些事，应该弄明白。我也过了大半辈子，有些心结，需要自己解开。听您说了这些，我明白了当初的情况。你们有你们的无奈和选择，我有我的人生和际遇。”
她顿了顿，语气依然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清晰边界：“我理解你们当年的困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看见’了你们的不得已。但这不代表我认同那个选择，更不代表那对我造成的伤害不存在。被遗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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