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积弊感触尤深。
“陈兄所言甚是！” 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士人接口，他是一名从九品的县尉，名为赵豫，“然田赋之弊，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某观近日《漕运商讯》有文，提及江南丝绢之利，十之七八归于豪商与有司勾结，真正织户所得寥寥。工商之利分配不公，亦是国之大患。朝廷虽设市舶司，倡工商，然利未及民，徒肥硕鼠。”
“二位所论，皆切中时弊。” 一位一直在旁静听、气质沉稳的中年文士缓缓开口，他是国子监的一名博士，姓周，虽官职不高，但学问渊博，思想开明，“然窃以为，根本在于‘法’与‘势’。法，乃朝廷律令，本为约束豪强，均平天下。然法行于下，常为‘势’所阻。何谓‘势’？世家累代之威，豪强乡土之权，官吏勾结之网也。法不敌势，则良法亦成空文。欲行新政，非有破‘势’之决心与手腕不可。”
这样的讨论，在“清流茶舍”，在国子监的某些学舍，在一些较为开放的官员私邸，乃至通过手抄本和小范围传阅的“私论集”，悄悄传播着。虽然尚未形成公开的政治团体或宣言，但一种批判现实、要求变革的思潮，已经在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中酝酿、发酵。
其次，是对传统儒家经典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与质疑，开始浮出水面。 公立图书馆提供了接触不同典籍（包括一些非主流的诸子百家著作）的机会，廉价印刷使得各种版本的经典和注释得以流传。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开始跳出汉唐以来占据主流的经学注疏传统，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解读经典，甚至提出不同于官方正统学说的观点。
一位名叫陆淳的隐士，在洛阳刊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为《论语别裁》。书中，他大胆地质疑了某些历来被奉为圭臬的朱熹（此时尚未出生，此处借用后世概念，意指当时权威注疏）对《论语》的阐释，提出应更注重孔子言论的实践意义和时代背景，而非一味追求微言大义。例如，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提出了一种在当时颇为惊人的解读：此句或有断句之误，或为特定语境下之言，非孔子愚民之本意，孔子倡“有教无类”，正是要使民“知之”。此言一出，虽未引起大规模公开论战（因其流传范围尚小），却在一些思想激进的年轻士子中引起震动，有人斥为“妄解经义，惑乱人心”，也有人暗中叫好，认为“陆氏之说，颇合情理”。
更有甚者，一些接触过佛道思想，或对“格物院”所倡导的实证精神有所了解的士人，开始尝试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一本在长安地下书坊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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