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不信。也不会信。
远处传来脚步声，两个穿保安制服的人从行政楼拐角走来，一边走一边整理帽子。其中一个拿着记录本，另一个腰间别着对讲机。
王姨转身朝他们挥手。“这儿！”她喊。
两人加快脚步走过来。年长的那个五十左右，鬓角花白，看了我一眼，又看王姨。
“怎么回事？”他问。
“他在旧馆三楼女厕烧东西。”王姨说，“火柴还没熄干净，地上全是灰。我怀疑他在搞封建迷信活动，甚至可能是邪教仪式。”
“我没有。”我说。
“那你烧什么？”年轻保安问。
“一份文件。”
“什么文件不能交档案馆？非要点火烧？”
我没说话。说了他们也不会懂。就像没人相信一个小女孩溺亡在地铁隧道里，只因为她丢了一双红鞋；没人相信一个老师死后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是因为最后一份试卷没打完分。可我见过，我做过，我知道它们是真的。
“我们先去保卫处录个情况。”年长保安说，“同学，配合一下。”
我点头。
王姨没走。她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神复杂。像是恨我多事，又像是怕我真的出事。
“你要是真想帮人。”她说，“就去写文章，去举报，去找媒体。别用这种办法。这路走不通，只会把自己搭进去。”
我说：“我已经试过正常办法了。没人听。”
她不说话了。
年轻保安伸手示意我跟上。我迈步往前走，背包轻了些，心里也轻了些。至少有一部分是。另一部分压得更沉了，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话没人会信。
我们沿着主干道往行政楼走。路边梧桐树影斑驳，光点在地上晃。几个学生迎面走来，抱着书，边走边聊。其中一个女生提着奶茶，吸管咬扁了也没发觉。
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看了我一眼，又看保安，没说话，加快脚步走了。
我能感觉到背后的视线。不止他们的，还有王姨的。她没跟上来，但她站在那儿，一直看着。
走到教学楼前广场，风忽然大了些。吹起地上的落叶，卷着灰尘打转。我停下脚步。
“怎么了？”年长保安问。
我想起昨夜焚稿时，火焰将熄那一刻，镜面短暂清晰的画面。她不在了。至少那一部分，结束了。
“没事。”我说。
继续往前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