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做律师可以输官司,但不能输底线。’”
两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槐树在风里沙沙地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画出一条条光栅。苏砚把那些信重新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放进自己的包里。
“基金的名字改了。”她说。
陆时衍看着她。
“不叫苏远山科技创新基金了。”她把包拉链拉上,“改叫‘远山与秀兰’基金。”
“用你爸妈两个人的名字?”
“对。”苏砚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写字台前,“我爸的信写给我妈的。这些信没寄出去,但里面的东西——他扛了那么多年没说的话——我想让它们有点用处。以后基金资助的人,第一条规定就是——申请书必须写清楚技术内容。不准拿模板套。谁写得像在背稿子,第一轮就刷掉。”
陆时衍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苏砚想了想,“资助名单上的人,每年要写一封信。写给谁都可以——给家人、给朋友、给过去的自己。写什么都行。但必须写。手写。不准打字。”
陆时衍笑了:“为什么?”
“因为我爸写了二十三封。一封都没寄。”苏砚看着他,“我不希望别人也这样。”
当天晚上,两人回到自己家。苏砚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书房的铁盒子里——对,就是那个装纸条的铁盒子,只是换了个更大的。她锁好,密码还是陆时衍的生日。
陆时衍站在书房门口看着她锁盒子:“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什么?”
“你爸的信没寄出去,是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对。但时机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等不来的。”
苏砚回过头看他。
“我那天在法庭上第一次见你,”陆时衍靠在门框上,“我就觉得这个女人不好惹。后来在停车场,我确定了。但再后来,我发现你也有不好惹之外的另一个版本。那个版本你藏在很深的地方,跟你爸的信一样。”
“所以你决定等?”
“我没等。”陆时衍走过来,从后面抱住她,“我一直在旁边晃。你做饭我吃,你加班我等,你哭的时候我假装没看见。我知道时机这个东西,不是等来的,是磨出来的。”
苏砚靠在他怀里,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陆时衍。”
“嗯。”
“你爸当年写不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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